我的插队生活

   

我的插队生活

      公元1969年的初春，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尾声，分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实行了革命大联合，红卫兵小将的“光荣历史使命”业已完成。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于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成为红卫兵小将“继续革命”的唯一出路。这也许是在当时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濒于崩溃的国情下，解决千百万毕业学生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吧！当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人有了辉煌的今天，回想起这段磨难的经历，很难说清是是是非、是福是祸、是益是害。

      那年初春，学校革命委员会匆匆忙忙宣布我们高中毕业了。二月五日，我在街道居委员会报了名，我们这群“老三届”学生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声中，戴着红花,“昂首阔步”，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开始了我六年之久的知青生涯。

化  蛟  村

      化蛟，这是一个依山傍水靠公路的小村庄，村后蜿蜒的山脉，如卧蛟龙，那伸入富春溪畔的石岩，似龙首吐泉。相传卓家祖先到此安宅垦荒时，不断遭受猛禽凶兽的袭蹂，为使后代安居乐业，先祖身化蛟龙，环卧村后，紧紧护卫着小山村，固而得名化蛟村。化蛟村虽是个一个五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但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在不通公路的年代，却有着一个繁华的小码头，沿着溪边蜿蜒的小路，人们还可依稀寻觅到往日繁华的遗迹。村里很多人的祖辈大多是见过世面的商人，所以他们对“城里人”没有山区农民那样的热情心和好客之情。

      当我和七名孰不相识的知青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时，没有很热闹的欢迎场面，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为我们开了个短小的欢迎会后，把我们安顿到农民家住下。当时的农村经济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的生产队核算制。化蛟村是一个生产大队，下设四个生产小队，土地划归各生产小队进行集体耕作，年终收成按社员的出工和评分分红，当时的收成十分低下，每个工分仅一角钱左右，社员劳动一天最高工分为十分。

      我们八位知青分别被安置在四个生产队中。我所在的生产队是第四生产队。八位知青，算我的年龄最大，劳动所得工分最高，每天为四分，也就是四角钱，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小姑娘，每天劳动所得工分为三分，也就是三角钱。几年后，我的农活熟练了，工分也长到了每天八分，插秧的农话还可以加到十分。这种生产队的劳动所得，并不是按月就可领取的，而是要等到收获季节，国家收购余粮时，才能偶尔预支几元钱，到年终结算时，扣除口粮后，也就所剩无几了。我记得最多时，一年下来，七除八扣也就剩下三十几元，也就相当于当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平常我们连理发的钱也要向家里要，还常常从家里拿些米啊、咸鱼、肉酱什么的。后来才有了福建莆田的教师李庆霖，大着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诉说知青生活之苦，才有了每年十几元的补贴，以“寥补无米之炊”。

学  农  活

      “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在当时确是激动人心的伟大号召和满怀激情的豪言壮语。当激动和自豪过后，便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当农民，第一件大事就是学农活。记得小时候常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但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份量，还是到农村之后。从春耕．夏种到秋收，从砍柴 、煮饭到洗衣，样样农活都得学着干，件件家务都得自己做。这对于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苦、太累、也太难了。

      首先，我们得自己砍柴烧饭。最初我们四个男知青搭伙，大家轮流上山砍柴。砍柴实际是割茅草，割好的茅草，不是用箩筐挑，也不是用绳子捆、扁担挑，而是用小竹条把它捆成两捆，再穿在“ 枪檔”上挑。所谓“枪檔”就是用一棵小松木去皮，两头削尖做成的。那时，市面上没有“ 枪檔”卖，也没有小松树卖，而深山里，漫山都是小松树，但那是化蛟林场的松树林，是国家的财产。一位叫“妹学”的农民告诉我们，只有去那里偷砍，并自告奋勇带领我们去。为了备齐砍柴的工具，我们只好跟他去了。因为他是“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也很坦然。妹学不但为我们制作了两条精致的枪檔，还教我们如何用小竹条捆茅草，如何把捆好的茅草穿刺到枪檔上。第一次砍下茅草，怎么捆也捆不起来，待到捆好茅草，又无法把它穿刺到枪檔上。当好不容易把茅草捆穿在枪檔上时，日已过了晌午，又累又饿，再也无力挑回，我的腰痛病就是在那时候扭伤落下的。我们两人一伙轮流上山，砍一次柴草大约可烧一个星期的饭。

      春天，学插秧，先把犁过的田耙平，再按一定的间距和行距插上秧苗，在山田里，要顺着田埂平行地插，在方型的大田中，则要从中间插开始，要插得又均又直，这是农活中难度较高的技术活。春雨绵绵、春寒刺骨，一天劳作下来，浑身酸痛。第二天，腰也不能弯，腿也伸不直了，但还得坚持下去。最脏最累的活是挑大粪，要把粪坑里的大粪掏到粪桶里，再挑到田里一勺一勺地泼，一挑粪百来斤，挑起来四处溢溅，弄得浑身臭烘烘的。

      夏天的“双抢”，那是个多雷雨、多台风的季节，要抢收早稻，抢插二季稻，烈日当头、风雨无阻，皮肤晒得脱了一层层皮，又辣又痛，全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弄不明是太阳晒干还是身体烘干。有一次，在山沟沟的梯田插秧，忽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倾盘大雨，山要崩、地要裂似的，站在田里全身发麻，躲也无处躲，逃也无处逃。

      我们队的田，有几陇在很远很远的山沟里，每到插秧、除草、施肥、收割时，都要天不亮就出工，天摸黑才回来。中午，生产队送饭，每人一块大肥肉和数碗白米饭，那年月，那是最好的大会餐。只是天黑，山路又窄又陡，没戴眼镜，还要挑东西。有一回到满洋村插秧，半夜就动身，摸黑上山，不小心摔下田埂，弄得狼狈不堪。

      “农业学大寨”的日子，我们和社员一道，学习大寨人的愚公移山精神，劈坡填沟，平整土地，每天挖山不止。记得那年冬季，我们生产队经过几十天奋斗，元旦那天终于把深三米多的几亩“河田”填平，我累得坐在那填平的田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了。

      生产队干活，没有午休。中午收工，社员回家就可以吃上热饭。而我们知青还要自己煮饭，有时待煮好饭还没吃，又要出工了。为了赶着出工，中午常是冷饭就凉水，吃了就跑。

      插队的生活虽然是如此的艰辛困苦，但苦中也有乐，那是一种未当过农民的人所体察不到的乐，那是一种付出艰辛劳动后，得到收获的欢乐。每当夏秋收获季节，望着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心底总会升起一丝丝甜蜜。记得刚到农村，生产队分给我一小块自留地，我在那块地里第一次撒下萝卜种子，收工回来，总要跑到那块地里看看，看着幼苗破土而出，真想拔苗助长。每当伏在地上，扒开根部的土，看着萝卜一天天长大起来时，觉得挺有趣。下乡后我们常吃自己种的菜，有小白菜、罗卜、茄子、芋头等等。秋天过去冬天来了，收割了晚稻种下麦子，挖出地瓜晒成地瓜米，砍了甘蔗熬成红糖，接着就是农闲了,这时候,我们这些知青就可以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唱歌，痛痛快快地拉琴，痛痛快快的聊天，痛痛快快地休息了。和农民们一样，我们总是盼望着冬天的来临。

科 学 种 田

      在我们下乡不久，便是成千上万的干部下放劳动。村里来了五位下放干部，有三位是省城来的，两位是县城来的。一位县农业局的干部，是我们知青谢雄的父亲，我们都亲密地叫他老谢，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几个知青成立了科学种田试验小组，引进菌种，试制菌肥。 

      我们把公路旁的一座破旧的奶奶庙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空着的神笼用塑料布封起来当“接菌室”，把收集来的牛粪挑到公路边晒干，粉碎后，与筛过的肥土混合在一起，然后植入从“接菌室”培养出的菌种，再堆成二十厘米高的粪土堆，在26度的温度下发哮三五天，待粪土中长出白花花的真菌，散发出阵阵菌香，菌肥也就制作成功了。据老谢说，这种菌肥中的真菌可以把土壤养分中的氮分解出来，让庄稼更好地吸收。我总希望我们的试验成功，三天两头捧起粪土翻看，放到鼻子低下使劲嗅。有时天气冷，温度不够高，用塑料薄膜盖住保温，结果粪土发了霉，抓起一闻，臭气熏得直呕人。

      菌种的培养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在接种室的无菌箱中，把菌种接入装有培养基的试管，接种室用木炭加热恒温，里面又闷又热，老谢亲自动手接种，从接种室出来常常是浑身湿透。植入菌种的试管还要放在接种室里，恒温培养三五天，要定时往火盆里加木炭，随时观察温度和菌种繁殖情况，半夜也要爬起来。为了方便，我从农民家搬进了那破旧不堪的奶奶庙住。一个人住在若大的破庙里，深夜听着风吹树叶鸣，耳边飘来猫头鹰怪叫声，着实令人毛孔耸然。

      生产队为了支持我们搞试验，划给我们一小块稻田，我们把它分成两小块，插上早稻秧苗，一块田施菌肥，一块田施化肥，进行对比试验。施菌肥的秧苗长得又绿又壮，收成居然高于施化肥的两三成。夏收时，公社还在我们村里召开了现场会，让我们着实风光了一回，高兴了好几天。记得试验成功后，生产队的二季稻施肥，还大量使用我们制作的菌肥，搞得牛粪、肥土无处可寻。

和农民在一起的日子

      刚到化蛟时，我和知青蔡雄住在生产队长家，队长是位老贫农，他有一段象小说《苦菜花》中主人翁的经历。解放前，队长在地主家当长工，地主死后，地主婆看上了他的为人忠厚老实，嫁给了他，所以他的房子很大，刚到化蛟时，他把最好的房间——大厅间腾给我们住。隔壁住着一个叫“带第”单身汉，也许他父母生下他后，希望再生一个弟弟吧。但由于家穷，娶不起媳妇，四十好几了，还过着单身的日子，这样的地道的贫下中农单身汉，当年的化蛟村有好几个。每天早上，我们起床煮饭时，带弟总是站在我们身边，手把手的教我们煮饭。那时候煮干饭，是象煮稀饭似的，把米煮到半生不熟时，再捞到蒸笼里蒸熟。如果捞饭的火候不准，饭就蒸不熟。我从带弟那里学到了这种煮饭的技术。后来，我都用这种方法煮饭。

      队里的社员知道我们这些学生娃从小未干过农活，总是照顾我们，让我们干最轻的活。干活时，队长常在我身边，不断指点我。两年后，除了犁田，一般的农活我都能干了，特别是插秧的活，我的秧插得又直又均匀，常常博得队里农民的好评。

      我们队里有个小个子社员，他是个跛脚，娶了个傻婆娘，家里穷得叮当响。听说之前她生了个儿子，晚上睡觉时不小心，把儿子给压断气了。跛脚社员天天都和我们一起上工，哼着《黄莲歌》的小调，乐呵呵的，有时逗得我们前仰后盍，似乎从来不知愁与苦。他的乐观常常感染着我们。

      村里有一对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孪生兄弟，人称“大大细细”，听说他们的父亲早年是福安有名的文人，还与革命老前辈叶飞有过来往，据说那年叶飞路过福安时还专程到化蛟看望他。“大大细细”不象他的父亲那样聪慧，可也读过几年书，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只是头脑似乎少了什麽零件，有时讨人嫌。他俩虽不和我们同一生产队，但常喜欢和我们知青混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涵养的慈母，每到过节，见我们没回家，总是请我们到她家过节，给我们家庭的温暖。

      那年月，农民除了在生产队劳动和耕种队里分的一小块自留地外，是不允许私自上山开荒种地的，那叫长资本主义尾巴，是要挨批挨斗的。但是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贫下中农”，他收工后，常常到处开荒种地。有一次还在田里大声赞扬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好，“困难年”救了不少农民的命。那时刘少奇被打成“汉奸、叛徒、工贼”，谁敢说他好话。还好那天，跟他一起干活的，只有我和一头牛，听了那话，真替他捏把汗。那年月，在政治上敢说这种真话，轻则挨批斗，重则要坐牢。

文 化 生 活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后，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批判了，除了毛主席著作外，没有其他书可读；除了样榜戏外，没有其他戏可看；除了毛主席语录歌外，没有其他歌可唱。后来才渐渐有所恢复。每到农闲，我们这些年轻人总要聚在一起说说唱唱，我还借了一本《民歌200首》，买了一只口琴、一把二胡、一支提琴，闲时学着吹拉弹唱。

      那年代，人人都唱《样榜戏》，我觉得有几部样板戏特好，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等，虽然是“四人帮”插手搞的，但它必竟是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的唱腔、音乐、场景和情节，确实无以挑剔。当今天，我们有了先进音响设备，重听那动人的音乐和铿锵的唱腔，欣赏那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和情节时，还是那样让人激动不已。记的那时晚上，我还常到生产队队部，教社员唱连自己都唱不完整的样板戏。每当心情繁闷时，我们也常常哼唱知青中偷偷流传的《知青之歌》、《绿岛小夜曲》。

      村里的年轻人喜欢唱闽剧，听说“文革”前，村里还组织过业余闽剧团，有个叫“细眉”的年青人，还会一边拉胡琴，一边憋着嗓子唱花旦。有时听着村里的年青人唱得津津有味，我们也不知不觉跟着哼上几句，还真有滋味。有一年，村里组织了一次大型文艺联欢会，有化蛟林场的工人、村小学的教师和村里的青年参加，还有我们知青的节目，舞台就设在大祠堂的戏台上。我的节目是把口琴梆在二胡上，一边吹，一边拉，还博得不少掌声。

      在我们八位知青中，和我相处最好，时间最长的是林韩棋，那年他学开手扶拖拉机受了伤，住在奶奶庙养伤，一直是我照顾他。伤愈后，我们从奶奶庙搬进村祠堂住，我住在祠堂边的一间只铺得下床位的小“房间”里，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们虽不在同一个生产队，但每当收工和没有出工的雨天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拉琴，一起欢乐，一起忧愁，一起在阴森森的祠堂后院的大灶台上煮饭。

      那时，除了出工劳动，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音乐上，不知甚么时候就开始学起写歌曲来了。当年有幸结识了省城来的下放干部高鸣，他是越剧《红楼梦》的曲作者，下放不久便调到县文化馆。他看了我写的歌曲后，鼓励我好好学，不久，我写的第一首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知识青年想念您》由他推荐，刊登在县文化馆编印的《福安文艺》上，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和名字被印在书刊上，心里十分高兴。从那以后，我常常把自己写的歌曲送到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每年一次的文艺座谈会都邀我参加。在那里，我结识了我们福安的农民作家陈发松、蓝兴发、写小说的卢腾、写诗歌的知青黄平生、陈雪娇等人，得益不浅。特别是我们福安一中老三届的同学黄平生，经常为我写歌词，我们合作的十分愉快。那些年《福安文艺》上也常有我们合作的歌曲登出来。在全省征歌时，他写词，我谱曲的一首《赤脚医生之歌》还被作为宁德地区的送审歌曲之一，录音送选。后来，高鸣先生调回省文化局，不久，我写的儿歌《拾麦穗》、革命歌曲《批林批孔上战场》分别发表在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小兵》、《福建文艺》上。那时，在这小县城，我居然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一支部队住进化蛟村执行任务，他们团里搞会演，还请我为他们的表演唱谱曲。直到我上了财经学校，参加了工作，还常有写些歌曲。记得，上集美财经学校的第一年，我写的表演唱《工农兵走进大学校》作为学校的节目，参加厦门市学校联欢晚会演出，博得好评。直到结了婚，生了孩子，家务多，工作忙，才渐渐丢失了这一兴趣。

当 民 办 教 师

      下乡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73年，大中专学校恢复了招生，公社分配给我们化蛟知青一名报考名额，大队研究后决定让我去报考。能有重新上学的机会，这对当时的知青来说确是梦寐以求和朝思幕想的。当时我的考试成绩不错，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来招生的老师都看中了我，那些日子，我天天期待着录取的佳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偏偏辽宁朝阳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给报社写了封信，说是知青一天干活十几个小时，根本没时间复习功课，凭分入学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于是，当时的考试成绩统统作废，我的上学愿望也成了泡影。后来，公社根据我的考试成绩和劳动表现，让我当上了化蛟小学的民办教师。

      当年的化蛟小学只有三个教师、三间教室，五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三间教室里，采取的是“复式教学”。上课时，老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做功课或预习新课，上半节课后，再调换。这样的教学方法当然效果不佳，但在师资和校舍不足的农村，也只能如此。我当民办教师的第一学期是教三、四年级，第二学期教四、五年级，即教语文，也教数学。尽管那时刚刚复课没几年，但教学已十分住重质量，学生也非常努力学习。那时，民办教师虽然待遇很低，每月只有十几元的薪水，但和在生产队劳动的报酬相比，要高得多了，而且教书生活比起下田劳动，免去了风吹、日晒、雨淋和重体力劳动，自然轻松多了，能当上民办教师，确也叫人仰慕不已。所以我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认认真真地去干好它。记得上五年级的算术课，教三角形、四边形面积时，我还带学生到田里实地丈量，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离 开 农 村

      想当初，我们满怀热情报名上山下乡时，根本没去想今后要回城工作或重新上学，报纸和广播天天宣传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事迹，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碧绿的田野、憨厚的农民，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就像书本上描述的那种浓浓的诗情画意，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又一年的艰辛，一日又一日的困苦，当岁月渐长，激情逐淡，青春消逝时，一丝无名的惆怅溢上心头，难道一辈子就过这种生活？童年的多少理想，当科学家、工程师、人民教师，都已成为遥远的幻梦。我想重新上学，我想工作，那怕是当一名清道夫。

      上山下乡不久，便有一些知青被招工回城，先是文化革命中没“站错队”的，而后是通过“走后门”的，1973年高校恢复招生，也为知青回城提供了机会。看到别人一个个离开农村，想到不知何时才能轮到自己，高校招生的落取，更增添了心中无比的焦虑。没几年，我们八位知青走了一半。1974年夏天，公社又给了我一次报考的机会，有幸的是我被省财经学校录取了，它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就业道路和从事的专业。当我接到入学通知时，那种心情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在农村整整六年了，再苦、再累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而当手捧着入学通知书，止不住泪往下淌。多少奋斗，多少期盼，多少彷徨，多少失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把伴我度过六个春秋的锄头、棕衣分别送给了同队的农民，告别了化蛟这片热土，走上了新的征程。

忘不了你，化蛟

      上山下乡炼就了我们这些知青，使我们这一代人倍能吃苦耐劳。凭心而论，上山下乡对我们来说，并不定是一场灾难，那些世世代代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们，祖祖辈辈不就是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艰辛生活吗？而且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还要子子孙孙那样过下去。当人类还没坐上马车时，他们的祖辈已经使用锄头在这块土地上为人类刨食，当今天人类有了航天飞机，人们用上了电脑，他们仍然用那把锄头在土中为人类辛勤地耕作，我们只不过是从中体察到务农的一点艰辛，多了一份自理生活的困苦罢了。

      当你把一生最美好青春年华留给了这片土地，为她流汗为她耕耘，一生怎能忘怀！尽管离开化蛟已经四十多年，但回回梦里回化蛟，那芬香的泥土，那幽静的祠堂，那委婉的琴声，那朦胧的小径，叫人魂牵梦萦，荡气回肠。回回车从村口掠过，总要伸首眺望那芬芳的田野，寻觅那熟悉的人影，凝视那依旧的破庙，追忆那消逝的年华。

      若干年后，我们几位老知青重返化蛟村，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旧梦重温、无限感慨。那山还是那座山，那溪还是那条溪，但村庄已旧貌变新颜，老农已故，小孩不相识，只有那清清的溪水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知青下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