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刚发工资两三天后，也就是六月二三号的样子。天气像往常一样晴朗，可谓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办公楼前边的一排月季花切合时宜地竞先竞绽放着。向前提前十多分钟去岗亭接班，远远地向前看到老胡在大门口和一个人讲话，语调很高，很激动的样子。这大清早的会发生啥事呢！向前好奇地加快步伐。
走到老胡跟前，向前问怎么回事，老胡说他想见局长，他是一个退伍军人，现在得了癌症需要手术，没有钱，想让局里帮忙解决，这我能让他进吗。老胡气呼呼地说完，又指一下向前说：“你拦着点他，我要下班了。”
向前看那人四十来岁，穿着一身老式的黄军装，脸上瘦得像刀在骨头里面剜过似的，手里提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只瓷碗，还有一双筷子，戳破袋子露了出来。他看见向前就像见到救星一样，扑通一下跪在向前面前。这一举动把向前吓了一跳，他赶紧伸岀手把他扶起说：“你快起来，我请示一下队长。”
向前拿岀对讲机向队长做了简单的汇报，队长听后马上说：“你千万把他拦住了，我马上过来，局长就要上班了，这不是找事吗？”
那人见队长从办公大楼跑过来，又挣脱开向前的手扑通一下跪在队长面前。向前和队长又把他搀扶起来，队长说：“大哥，没钱治病你找民政局呀，找这里管啥用？”
那人说：“我昨天找过民政局了，他说我是退伍军人，应该找退役军人事务局，兄弟呀！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想，不是到了生死关头，谁愿出这个丑?穷人的脸也是一张脸呢。可人就是这个低贱命，你怎么办?家里就三间土坯房了，拿什么去卖钱?儿子还上着初中呢，女儿没叫她读书了。想想儿子女儿吧，我也不想死，可总不能把土坯房卖掉吧！让他们到哪里安身！手术费得三万多呐！如果五天内弄不到，我只能等死了。”那人说着话己泪水盈眶。
队长说：“事务局也不是慈善机构，我劝你还是到红十字医院会去看看吧！也许他们会给你勉费手术。”
对于这种情况，既不能骂也不能赶，最好的办法只能劝，像踢球一样合情合理地把他踢到别处，这一点队长心知肚明。
那人从上衣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红本本，对队长说：“我在部队抗洪救灾曾经立过三等功，差点儿把命丢了，如今我遇到困难了，关乎生命的大困难。于情于理国家都应该帮帮忙，我今天哪里也不去，就想见到你们局长。”
队长接过证书看一眼，确实是真的。那人怕队长不相信赶紧又掏出退伍证和医院的检查证明说：“我不是骗子，这是我的退伍证和医院的检查报告，我是八九年入伍的，兰州军区坦克部队。”
那人正说着，局长开车来上班了，问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紧走两步站在局长的车窗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言简意赅地问局长作了一番汇报。局长让队长到办公室等一下，然后开车向停车场走去。队长告诉那人在大门口等着便离开了。
那人听了队长的话，绝望的眼神露出一丝希望，痛快地答应着：“行，行，我等着，我等着。”
二十分钟后，队长拿着－个信封从办公楼走过来，递给那人说：“按照国家规定，这是我们局长为你争取的最大利益了，请你赶快离开吧，离开后不要告诉别人，在这里跪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那人打开信封从里边抽岀两张百元钞票，又疑惑地瞅一瞅信封——没了。刚才眼睛升起的一丝希望又跌入无边的绝望，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一串串跌落，把满是尘土的脸上冲岀两行明显的印痕。
队长劝说道：“我们局长已经尽力了，他也不能违反规定，不是吗？”
那人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替我谢谢你们局长。”
队长见那人把钱装进信封塞进内衣口袋里才放心地离开。临走时又给向前递个眼色，向前立刻心领神会。
那人见队长走了，自己也用袖子擦拭着眼泪转身离去。
向前看着那人孤独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追了上去，从口袋掏出一百块钱塞给那人，那人接过钱又要下跪，向前用手扶住他问：“老兄，你要去哪里？”
那人满脸迷茫地望望天说：“去医院进不去，回家也是肯定不能回了，万一要阴在家里，我不能拖累老婆孩子，我把这三百块钱寄到家里，然后我再给家写一封信，让他们不用到处找我。唉！”
那人长叹一声，望望路边的高楼林立，又看看街上的车水马龙，好像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又抬头瞧瞧明媚的阳光，无望地说：“就让我自生自灭吧！”说完扭转身刚要走，又忽然停住把身子慢慢转过来向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谢谢你，你是一个好人。”此刻他眼神坚定面容庄重，像一个奔赴刑场的战士。然后悲壮地扭转身扬长而去。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向前此时的心情，就像是看到战友英勇就义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痛苦到了极点。做为一个社会最低层的人，一个看大门的保安，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那人离开六七天后的一个星期天，向前装着剩下的一百块钱到报刊亭买杂志，在翻看一本杂志的时候，他无意中看见旁边的《北京晚报》上一行醒目的大字：一名不知名的男子在紫光大厦跳楼自杀。
这篇报导没有死者的照片，也没有死者的姓名，向前在心里猜测可能是那天那个退伍老兵，可又希望不是那个人，他心里祈祷着，但愿不是那位退伍老兵。
向前手中拿着那一百块钱，陷入后悔之中，后悔没有把这一百块也给了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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