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我的酒神精神体现

鲁迅自我的酒神精神体现

作品出自作家笔下，大多都带有作者自身的映射在内，就以魏连殳为例，李欧梵曾说，他那瘦黑的长相就与鲁迅在外形上有很大的相似。魏连殳特立独行，与鲁迅当时留学归来后，受到新式教育和启蒙思想的洗礼，与庸众格格不入的状态如出一辙，鲁迅在晚年与胡风谈及《孤独者》时也坦言，魏连殳就是写的自己。

鲁迅敢于自我批判，在创作中揭示自己的暗与黑，这就是一种自我解剖精神，一种直视旧我之弊病，向自我的超越。鲁迅虽然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内心思想也与之相符，但他也曾受到长时间的封建礼制教育，可以说，他的内心有这两种思想的相互纠葛，他是矛盾而又复杂的。鲁迅批判国民，但更多的是在批判自我，他总会在言他人之病时中伤自己。但鲁迅丝毫没有回避这种伤害，反而更加正视自己的内腐，他曾说过：“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与酒神精神强调正视自我、正视痛苦、超脱生命一致，尽管生命的本质是痛苦、令人悲观的，但却仍要直面悲观的本质，拒绝避免与逃离，用自己强大的力量战胜苦痛，超越自我，届时，悲剧不再令人恐惧，反而具有了“恐惧之上的陶醉”，人才能陶醉于生命中。

鲁迅对绝望之虚无的认为和反抗，恰体现了尼采酒神精神所具有的坦然的乐观。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自己创作文学一方面的原因是受到钱玄同的邀请，并且他用了一个“铁屋喻”来阐述自己之所以不愿再踏入社会进行创作的原因，鲁迅明白，就算他发起了呐喊，唤醒了其中的一些人，但现实还是会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但是，经钱玄同的劝说，鲁迅最终认同，“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同时，鲁迅在《故乡》一文中也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同理，那么绝望也不是绝对有的。著名学者汪晖认为，鲁迅的小说体现了超越两者的挣扎过程，他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希望的破灭与绝望的丛生，但又“把生命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人的现实抉择”，明知前路是绝望而偏要向前走，就是反抗绝望。

尼采赞颂狄奥尼索斯的悲剧精神，但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在不论喜怒哀乐的现象下，都有“那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生成和消亡共存，毁灭后才能有崭新的重生。鲁迅在《生命的路》中曾说：“以前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乐天的。”鲁迅对绝望的反抗，正如同酒神精神所体现的一种对悲观的否定，不论是上升或是衰落都仅是一个过程，在这之中，始终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绝望总会过去，希望亦会再次到来，就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始终能从生活中看到一种积极的生命力息，因此他充满坦然的乐观。

除此之外，鲁迅对兽性的追求，也是对酒神精神式个性与生命力的呼唤。鲁迅在《而已集》的《略论中国人的脸》中曾说，“野牛成家牛，野猪成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消失了，但只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这鲜明地体现出了鲁迅对旧社会国民的懦弱与麻木的批判。在众人皆软弱的时代，启蒙分子的狼性和生命力往往被视作异类，例如他在《孤独者》中将魏连殳描述成一匹受伤的狼，虽然异样，但充满了个性。鲁迅对兽性的呼唤，就是对酒神式的生命强力的呼唤，在他看来，唯有让国民重新拥有这人的本性，才能摆脱民众麻木的现状。鲁迅以文学创作批判现实的行为，就可以视作是对兽性的追求和重新获得，他对社会的反抗虽然是“将无赖手段当做胜利”，但也做到了“与黑暗捣乱”。鲁迅对现实世界的猛烈攻击，对国民深刻又沉重的批判，都与酒神精神里对生命力的追求有很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