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20世纪之交，“公益”一词已为国人所熟知，报刊载论更盈于耳目。据1899年《申报》载称，俄国欲攫取的中东铁路“在清国为至大之公益事业”；论及德国商务发达情形时，在列举各行各业的数据后，还提到“其余浴场、病院、养育所、学校、剧场、博物院及公益慈惠事业之动物园、旅馆、酒店等为合股而成者，统计三百五十所”。同时还认为，在西方国家，开矿、筑路、博览会均为公益之事。近代公益实际上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民主主义的传播以及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源自西方的“公益”更多从权利意识方面主张，更多的是利益诉求。由此，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渐趋消解，兴办实业也便成为晚清绅商颇为关注乃至热衷的公益事业。清末状元张謇，就在民族危亡之际，践行实业救国，在创办大生纱厂稍有赢利之后，自1904年开始在南通相继创办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以及一系列学校，还兴建起医院、贫民工场、养老院等公益机构，至民国初年已初具规模。后来，张謇回忆说：“南通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
1905年，清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自治运动，公益也是地方自治筹备事项的重要内容，热心公益成为地方选举绅董的一个重要条件。 “若夫为董事者，兴公利，谋公益，群情通而团体，固以立祖国文明之基础”，实为荣誉之至。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所列自治事项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营业，各项所含具体名目大都与公益相关。由此而见，较之古代社会，晚清中国的公益范畴已大大扩展了。很快，各地纷纷设立自治公所，一些善堂善会、会馆公所的董事，成为新式公益团体的发起者或组织者，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自治之权，竭力扩充新的公益活动，以裨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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