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中国文学承传的主流艺术形式。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主要是诗的历史。从“诗三百”、《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五四”新诗，再到新时期诗歌，中国诗歌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古人云：“不知诗，无以言。”诗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安身立命的必修课。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时诗歌广泛用于政治、外交、会友、应酬等社会活动，充分表现出其文化的正统地位。当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小说逐步兴起，从说书人的话本发端而成熟，至明清达到高峰。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古典名著，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而当今小说已比新诗的读者面宽，改编成电视剧则拥有更多的受众，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直面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新诗的现实窘迫：书写性诗歌基本上是圈内文学。大体上是写诗的人形成一个“场”，自我欣赏，小范围热闹。从创作上看，没有主流，鲜见力作。从情态上看，没有流派，而成熟的文学态势是流派多样的。从载体上看，主流刊物发行量不容乐观，读者半径缩小。诗歌评论也不够活跃，“争鸣”的现象少，引起的关注有限。而网络诗歌良莠并存，芜杂混乱，其实也是“在野”的圈内热闹。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GDP崇拜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人们终于发现必须全面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时候，当文化强省、兴市、塑县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旅游文化蓬勃兴起的时候，文学的复兴已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新时期之初诗歌先于其他文学样式传递出时代变革的情绪，体现出文艺复兴的先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下诗歌在文化关注中已见再起之热。各地不同类型的“诗歌节”参与者众多。在书写性诗歌寂寞冷清的同时，群众性文化活动与诗结缘已成趋势。这种形势，必然要求诗人们不能再拘守一隅，做“内心的孤独与深入”，而应当感时应世，积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关心天下兴亡和忧患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促进新诗的发展。诗人们应有把握历史机遇的敏锐思想和相应的文化准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诗界有识之士及时提出了诗的现实关注的命题，这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是具有远见的。
应当认识到，关注现实是以新的时代理念为基础的，而不是旧有文艺观念的回退。在人们记忆犹新的相当一段时期，诗曾经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成为“席勒式的单纯的政治传声筒”，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品格，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历史的否定。改革开放后，这种不正常的情势得到根本扭转，但远离生活、疏离现实、注重内省、无关痛痒的极端化反叛，又成为新诗自我封闭的“现代病”而迷误至今。因此，重倡新诗的现实关注，是历史的进步，是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层次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为。
关注现实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国诗歌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中国诗歌的主流传统精神是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其艺术特征是抒情的。在中国古代，诗人们往往都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和有所作为于社会的进取精神。无论是“风、雅、颂”还是“三吏”“三别”，无论是治世之音还是乱世之音，千姿百态的中国诗歌的艺术成就，因其与社会生活血肉相连而生动无比。就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而言，以郭沫若《凤凰涅槃》为代表的作品，体现了“五四”思想解放的文化精神。而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雨巷》等，也体现了新诗发轫之初的抒情的美学特征。新时期诗歌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呼唤思想解放，呼唤时代变革，呼唤科学与民主，破旧立新，具有深刻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力作，也无不以情绪宣泄为主要艺术表现，形成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阶段性历史成就。
当今，关注现实的精神内核应是“以人为本”，看重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话语权等，尊重人性需求的方方面面。这与社会发展、社会分配、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密切关联的。这就要求诗人要关注时代变迁，洞察社会心理，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更为博大的胸怀，从而捕捉诗意现实，书写血肉人生，与时代和人民亲近，而不宜过于自恋，在因袭的话语套路中进行类型化写作。
关注现实就不能不关注现实热点。现实生活的热点或焦点集中反映了社会情绪和民愿民意，而诗作为文化形态，主要是作用于社会心理的。积极介入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是诗人们有所作为于社会的一大机缘。社会变革中进步与倒退的交错、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龃龉、城市与乡村的平衡、社会利益的调整，特别是社会和谐、环境保护、农民问题和文化旅游，应是诗人们重点观照的对象。
当今文化旅游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尺。旅游是“适其性情”的人性需求，旅游的灵魂是文化。而求异是人性的本能。不少艺术家去西藏，是迷恋那里的宗教文化；人们游故宫，是要叩问历史的真谛；城市人去乡村，有返璞归真之意；而乡村人到大都会，是为了感受现代文明。钟情山水，回归自然，更是历代骚人墨客的乐事。诗歌如何深入其中，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实在是大有可为。
关注现实当然也离不开新诗“现代性”的思考。新诗的现代性应是以当代意识观照现实生活的美学体现。诗人们首先应是现代文明人、现代文化人。进步的思想观念，开放自由的个性，站在人类生存高度的人文关怀，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社会文明成果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和相应的修养，等等，都是诗人素质所必备的。我们既不做长袍马褂式的旧式文人，也不做现代嬉皮士，更无须模仿“服药饮酒，扪虱而谈”的魏晋名士，狂饮放荡，故弄玄虚，与社会很不和谐。
应当明白，西方后工业社会带来的种种情绪不能“移植”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的灵魂，盖因其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正从贫困走向温饱，走向小康，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些“现代病”，但不是社会的典型情绪。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热爱生活，文墨风流，应是当今诗歌的主导精神。
在艺术表现上，应当认识到形式趣味和语言技巧不能代替诗的生活内容和生命内容。当今诗歌被认为是技巧更成熟，语言更成熟，但求之太过，则形成对内容的反压。王国维认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应当强调充实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与语言表现的和谐一致；应当强调对汉语言的准确运用和创新性发挥，避免生造的别扭；应当借鉴古今中外名篇佳作，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应当走出对“后现代”的模仿套路，把诗写得抒情一些，晓畅一些，短小一些，明朗一些，以与群众亲近。切合现代人的话语习惯而又有艺术提炼的语言表述，必是诗的现代性的语言特征。
以历史的眼光观察，中国文学史上艺术的高峰都是阶段性的，并因多种因素而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的异常活跃自有其社会和艺术的内在因由。许多优秀之作令人难忘，值得学习。诗人应立足当今，写自己的真实。若干年后回望历史，真正的佳作沙里淘金，但不会缺失。让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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