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讲述了自己去重庆外地探访学生实习和本地过春节的故事，何伟总体还是一个感性的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比较宽容，即使在支教过程中生病，也还是扛了过来，努力通过学习汉语融入了当地生活，算是人生难得的一段经历吧。
何伟写作
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我们教的三年级学生外出实习了。12月，我和亚当往南边走了一趟，去看望我们最喜欢的几个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们在武隆县的几所中学实习，需要沿乌江往上游走，跟贵州省挨得很近。那个地方十分偏僻，我们几个外教的抵达，令当地的学校倍感荣幸。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做演讲，出席宴会，还参加了一场篮球观摩赛。（老外在偏远地区简直变成了贵宾呀）
我和亚当待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无需任何准备就能联合起来做一场演讲。我们知道怎样拿对方来搞笑，一切都进展得顺顺当当。我们在武隆做的演讲英语和汉语各占一半，主要是要把学生们的兴趣吊起来，这一点也不难。每次演讲之后，上百个学生围了过来，争着要签名。我们不停地签名留念，直到干部们把我们连拉带扯着前去参加其他的活动。在武隆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被安排了演讲和会议。（大山里面的人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也就是如此啦）
两天之后，我们彻底累垮了。一般来说，我们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累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于空气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窦炎，最终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锻炼。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结核的折磨。等到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资料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里边全是我那两年生病和受伤的各种记录：肺结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窦炎、耳膜穿孔、（打篮球导致的）鼻梁骨折、单眼视力急剧下降（原因不明）。（牺牲了这么多身体健康，换回来的东西其实也很珍贵~真正了解和体验中国）
气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压垮的主要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所遭受的种种压力。经常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之下，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作为外国人，则意味着你更容易惹上种种麻烦。一直以来，总有一些小的危机或者问题，需要我去加以关注——要么是欧小姐、要么是茶馆的某个人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要么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不是真的介意，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教学工作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之所以老往城里跑，是因为我觉得城里的生活精彩纷呈。（支教事小，体验事大呀，哈哈哈哈，就行旅行一样）
旅行通常会带给我更多的压力。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武隆这个小小的江城打发时间更苦更累，它把我们在涪陵遭受的种种压力全都压缩得更加密实。不过，收获也很大，因为那里的人们看见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真是兴奋不已。不过，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今后有外国人在武隆这样的地方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但我不敢想象，因为在我看来，外国人在这里恐怕待不了三个月就会走掉。当地人的意图很好，但他们的善良——无休止的宴请、无休止的专题活动——会要了你的命。（一语中的，太热情的善良好客，有时候也会伤害到他人）在武隆待了两天之后，我和亚当都生病了，三四天后方才恢复过来。
春节的前一晚，“学生食家”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
黄凯满两岁了，已经到了惧怕外国人的年龄。从一开始，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这个调皮的孩子时而跟我一起玩耍，时而一看到我出现就怕得要命。这样的反应非常奇怪复杂——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着迷。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外国人，黄凯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霍伟！霍伟！”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在家里老是会说起我，但那个春节不知怎么回事，他一看见我本人就怕得要命。（哈哈哈，和我小时候怕警察叔叔一样）
去吃年夜饭的那一天，我刚一走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他就这样时哭时笑，搞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妈妈说道，“我一跟他说你要来，他就开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抱歉，”我说道，“要早知道他不高兴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没事儿！他过一阵就没事儿了——我让他到隔壁房间玩一会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文化的传承被国家中间几十年艰难探索时期打断了呀，只允许一种声音就是文化的灾难，哎）
她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又谈起他长大了多少，他已经学会了说多少话。我们没有提到天刚黑时他对我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怕我了，我待在他的家里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大家都在与时俱进，克服自身局限性，中国人民是迎难而上的民族呀）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他们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为我自己，也为别人，我都会这样做。（把何伟当了好朋友，互相尊重，真诚相待）
但今晚的宴请没有任何意图。冯小琴能够理解我，但这样的理解程度并不深入，她无法明白我从黄凯身上和涪陵的其他人身上明白了什么道理。她和她的家人请我一起吃年饭，不是想在仇外情结上证明什么，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情商高的女性，往往能交到不少真心朋友，知心呀）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重庆人/四川人的性格里面就有心胸宽广这一条嘛，勒是雾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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