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过陈寅恪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那应该会想到以此为名的一本书，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南渡、北归、离别。这是今年啃完的第一本书，前后跨年花了差不多2个月时间，书里包括120万字正文、40万字注释和500多幅图片，为我们呈现了民国至wg后期，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分子跨越半个世纪、穿越海峡两岸的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
关于书名
陈寅恪的诗一向高深难懂，这句诗的来历可追溯到1937年之前，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三次大规模南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元帝在建康建立东晋，当时大批缙绅﹑士大夫及老百姓随之南下，史称“衣冠南渡”，这也是中原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第二次是靖康之变，北宋被金所灭，宋高宗南下，在临安建立南宋，与金隔江而治。第三次是吴宓与陈寅恪谈论的明末南渡，清军入主中原后，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逃亡南方，建立起若干个短命政权。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三次南渡都面临相同的命运：直到王朝覆灭也没有等来北还中原之日。当时，陈寅恪面对南迁后的西南联大和溃败的抗日局势，写下了如此悲观的诗句。
被迫南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日军铁蹄践踏，东三省、平津等地相继沦陷，南开大学惨遭轰炸，校园遭日军焚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未能幸免。三所高等学府的师生连带着文化界的众多知识分子精英，被时代裹挟着，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人为了贪图安逸、苟延残喘，选择在日军占领下继续求学，但大多数人则怀着文化不灭、民族重生的希望，选择加入刚刚成立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先后有1600多名师生，在信息中断、交通阻断的情况下开始了艰难的旅程，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躲避日军搜捕，层层穿越飞机轰炸的中华大地，长途跋涉从北平到达长沙。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经国民政府批准，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第一路由梅贻琦带队，水陆结合转至昆明，共搬走图书5万册，实验器材、仪器、标本和文件档案300吨。第二路由陈岱孙教授带队，和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十多人乘汽车先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转往昆明。第三路是徒步搬迁的湘黔滇旅行团，团里包括闻一多、黄钰生、袁复礼、李继侗等教师，他们沿途写生、采访、宣传抗日，横跨三省，行程达3200多里，历时68天来到昆明。在这一段旅程中，如闻一多、查良铮等知识分子切身体会到了底层老百姓在战争中的种种不幸和艰难生活，从而深深影响了他们今后的作品。
到达昆明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大，由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共治。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治学之路，成就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八年时间里，因战火蔓延，众多房屋损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被迫辗转蒙自、李庄、叙永等边陲小城办学。
茫茫北归路
直到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开始为撤退作准备，启动了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前途未卜的北归之路。这一次，他们再次面临两个关乎一生命运的选择：继续留在大陆，还是选择前往台湾。后来，我们看到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格、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钟书……，而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则选择前往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此，各自天涯，不复再见。
伤离别
《离别》是最揪心的一部。在那段人性之恶被无限放大、群体盲目性被疯狂点燃的“运动”里，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被无情毁坏，昔日情深义重的师生为求自保，或言不由衷、或激情昂扬的对自己发出猛烈的批判，身体的迫害可以忍受，但是灵魂的凌辱绝不妥协，最终，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以沉湖、跳楼、上吊、服药的方式结束生命，上演了一出出的人间悲剧。陈寅恪、叶企孙的凄凉晚景，才子佳人陈梦家赵萝蕤的悲惨遭遇，曾昭伦俞大絪夫妇至死未能相见的终生遗憾，曾昭燏在南京灵谷寺塔的悲情一跳……凡此种种，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说的，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那真是个群星璀璨的年代，清华四大导师、甲骨四堂……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梁启超，考虑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梁启超为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挑选了相对冷门的建筑学和考古学，从而成就了近现代建筑学和田野考古学的两位大师。他在手术中被错摘了肾，念及西医刚在国内推广，他以广阔的胸襟为西医打call。傅斯年为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辗转奔波、操碎了心，去世前却还在为一条棉裤而赶稿。胡适去世后，除了一箱子的书，便是135美元的遗产。守着巨额基金的梅贻琦在病逝前，病床下放着完整的基金支出账目，自己却没留下任何财产。赵忠尧抱着一个装有50毫克镭的酸菜坛子，将自己装扮成乞丐模样，一路风餐露宿，从北平走了几个月终于到达长沙，将坛子交给了校长梅贻琦。查良铮在湘黔滇旅行团的两个月时间里，背完了一本英文小词典，后随远征军在野人山历经生死后回国，这一段原本属于军人的荣光，最终却成了他的催命符。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跑警报的经历更是被汪曾祺写进了书里。
大师亦凡人
在物价飞涨的岁月里，工资上涨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面对生活的窘迫，他们一边做学问、搞研究，一边还得想办法养活一家老小，所以教授摆地摊、家属卖小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闻一多靠着刻章、刘文典靠给人写墓志碑文赚点外快。对于治病更是难上加难，在李庄期间，梁思成因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不时发作，经常疼得不能坐立，林徽因肺结核发作，卧病不起，因为没钱医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曾经有句话说自古文人相轻，在他们身上也不例外。留欧系、留美系、留日系、本土系，各有自己的圈子和体系，相互推荐、相互交流固然是好事，但也发生了不少相互掐架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及对知识的尊重和科学的敬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再次感谢岳南先生没有让我错失大师们的风采。尽管有些写法和措辞令人不喜，但却依然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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