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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年之后，明代正统的某种顽固的力量和民间求新、求变的自我解放的力量的冲突。
其实，汤显祖算是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例证。汤显祖最喜欢的是徐渭，徐渭和唐伯虎典范非常不一样。唐伯虎属于非常温柔的抗议，也就是玩世不恭，点个秋香而已。而徐文长的传记中，他是比西方悲剧性还要强烈，他在一生的科举制度上非常受伤，总是考不取，事实上他的文章极好的。后来，在胡宗宪手上做过一段时间幕僚，因为胡宗宪的下狱，他也受到牵连，自此后他的性情大变，变成人们眼中的怪人，他会用砖头敲自己的头，揉自己的骨头声音给别人听。
徐渭《自为墓志铭》节选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禓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怪异的徐谓在书法、绘画、诗文中他的创造力非常强，是整个明代绘画创造力最强，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人，叫徐青藤。后来齐白石、石涛这些人称呼自己：青藤门下足狗。
在文学史上，徐渭有四个非常要重要的剧本，叫“四声猿”，分别是《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狂鼓史渔阳三弄》《女状元辞凰得凤》。
晚明预见着一个文化从巨大的繁华到没落的现象。在黄仁宇的《大历史》中，一切都是从万历年间开始做划分。
很明显我们的文化在累计到明朝以后，一切的东西已经极度成熟，可是一方面在成熟里面正统的正熟有点像要腐烂掉的感觉，因为太久的正统文化，缺乏生命力，在民间开始有新的东西在冲撞。
其实是一种拉扯的现象，不管是从美术史还是文学史上，来看明代都是一个冲满矛盾的时代。同时是一个正统古典力量保守的时代，又是一个被求新求变力量一直在冲击的状态。
公元1644年甲申国变，明亡大清入关。明朝亡掉，让大家都有一个觉醒的机会，亡故在历史上看是一个悲剧的事情，可是从文化上看，亡国对文化的反醒非常的大。
非常多的有志之士，开始反醒整个明代为什么会亡国，正统文化中所谈的道统，在这个时候可以救国吗？能够挽救什么吗？平时说忠孝的人都哪儿去了。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人把一种内在坚持的东西给释放出来。
在晚明时代里面，看到很多非常精彩的文人出现。比如八大山人、石涛。
八大山人其实是朱元璋的后代，贵族的后代，在甲申国变之后，全部逃亡在寺庙中出家，改名换姓。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后，不敢面对真实的人生，八大山人名字意思说自己哭笑不得，只好寄情于书画笔墨间。
他们画其实非常怪，一般人看不懂，画的山川零露，树倒来倒去。他们回答说："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在整个明代300年中，所有画院派的画家，不敢创作，表现自我，几乎都在模仿前人画作，变成有笔、有墨看起来像一张画，却没有我。
晚明文学、艺术最大的贡献在于找回自我。艺术的出发点如果违反了我，所有艺术的技巧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常常争论艺术到底是内容重要还是形式重要，其实这个是吵不完的话。我们不会接受一个小说或是诗内容很好，却写得语句不通，这也不好艺术。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没有一个自我想要讲的话，写得再好那个形式本身也是假的。
形式和内容并不是那个重要，那个不重要的问题 ，而是那一个先那个后的问题 。
基本上在晚明提出“我”的重要性，因为“我”才会有个性，艺术上不才会有风格。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个人不管在艺术文化的欣赏上或是创作上，“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明代是个人主义自我解放一个萌芽的时刻，在西方就是启蒙运动。开始觉悟到人的自我性的重要性，而不是被压抑的状态，或努力接受社会给我的大的习惯或规则，而我自己丧失了我的想法和观念。
晚明时候开始出现唐伯虎、徐渭，都有一些特立独行。他们行为很大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为自己行为负责，这才能标举出人性真实的一面出来。
这也是五四之后为什么晚明文学会被推崇。明代的人物非常多重。启蒙运动重要性，就是把正统、单一的文化打破，而变成多元化的文化。
一个社会的丰富和健康，在于每一个存在的个体都有他的创造力，和生命的主体。在元曲中：生旦净末丑。
在明代我们会看到，正统性的文学之外发展出对人性开拓的可能，他觉得每一个人不管是尊卑贵贱，它都有生命存在的特殊的意义。
明代是一个社会丰富的时代，在戏剧舞台上，现实中的配角可能变成主角，现实中的主角可能变成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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