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说说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

很小的时候，我是抠着脚看历史的。电视给我们这代人以五花八门的辫子戏为历史启蒙：哇，原来乾隆皇帝在大明湖畔留下一个紫薇格格，还收了一个民间女儿小燕子。她俩天天和容嬷嬷玩扎针，和阿哥公子谈恋爱。

哦，乾隆还有两个“相爱相杀”的大臣——和珅和纪晓岚，没事干就斗嘴。咦，原来康熙帝没事就去南方微服私访。咳，后来也迷过穿越小说，幻想过穿越去清朝和雍正踢毽子，去汉朝和霍去病谈恋爱。

那个阶段的我们，都把历史当做故事，创作者亦把历史当做一个“小姑娘”，梳个辫子，戴一朵花，随意打扮，迎合观众口味，遮住原来模样。

于是便渐渐明白，如学者张慧瑜所说，它们成为九十年代后时代的“石头”。一颗一颗堆在八零九零后的成长记忆里，到了今天，这些“历史形象”又开始在我们的手下成为表情包的工具，重新开始“打扮”，恶搞文化兴起。嘻哈一哥甫仔在课本里带着吉他登场。

两年前，我在这里写电影《末代皇帝》，故作高深写下：“历史即是叙事”。《末代皇帝》早已不是娱乐化的历史故事，但也隐隐给我一种历史的另一层面纱。那层面纱是创作者的眼光，是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对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注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二十世纪初的注视。对于它来说，是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史实价值。

随着年龄渐长，开始真正读史书，接触一点史学皮毛，甚至要真正去试着写史，才慢慢解开“历史”头上的辫子，摘去“历史”身上的蝴蝶结，感叹一声：有趣，有趣。

2.

历史的面貌远比“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要丰富。历史是朦胧的，谁也看不清它原来的模样。它由重重谜团组成，随便拿一个例子就足够噎住一群人。武则天是否真的杀害自己女儿？《金瓶梅》的作者真的是王世贞？袁崇焕是否真的叛国？任何之于历史所下的判断，都是后代的“创作”和“叙事”。

史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历史三态”，第一种是“原态”，即事实上发生过的历史，如1919年确实发生过五四运动。第二种叫“遗留态”，后人通过历史留下的“史料”去了解历史。但这“史料”本身可能就包含着过去人的“创作”，因此不完全可靠。第三种叫“评价态历史”，这便是历史书了。比如明朝历史，著作有《万历十五年》，通俗版有《明朝那些事儿》。

要想快速了解明朝历史，那就读《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把历史讲得真有趣。但，我依稀记得，其中很多地方作者都在强调：翻阅了无数史书，得出以下结论。

要对历史的某个细节得出结论，确实需要足够多的史料来作支撑，但是通俗史书还是不可避免有个问题，得出结论的过程无法得到有效展示，给人以结论太过斩钉截铁的草率感，让我觉得有简单化嫌疑。不过，当年明月的许多史观还是非常独到和客观。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过抛弃对待历史人物用“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每个朝代都会形成与当下利益相关的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

这便形成了我的历史观之一，没有1358年的朱重八，只有2017年的朱元璋。

小时候课本里像个芒果的朱元璋

多读了一些史学著作，又会发现一些有趣现象。比如，有一些人写史，写到自己所在的时代，会面临一个应不应当把自己也写进去的问题。写不写自己进史，不一定是自不自恋的问题，而是客不客观的问题。举个例子，朱自清在1929年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时候，就没有把自己的创作写进去，这个举措，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一方面这也可能会在这段史上留下一些遗漏。

因为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小说时，就选了自己的作品，并在《导言》中很客观地评价这些作品。鲁迅在写史时写了自己的作品，其实给后人理解鲁迅的创作留下重要的价值。所以，如若朱自清这类大家在写史时写进自己，或许还能给后人多些材料。

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提高自己或者自己所在集团的地位而来写史，这类案例估计也不少，比如1929年北平海音社的草川未雨（笔名）就专门写诗史，把海音社主要成员的诗集做了很高评价，也为自己树碑列传，而写当时的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在“胡闹”。这样就有点搞笑了，也正好暴露了作者其实根本不具备写史的能力。

3.

古代历史也好，民国历史也罢，由于相隔年月较久，留下的材料和研究比较丰富，其实读来比较自由。复杂的是读当代史，也就是1949年后的历史。

比较近的历史其实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看得清楚真切，弊在于对后果看不清，往往会长期隐藏并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暴露出来。比如文革，即使已知是错误的，或许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对它更加客观的评价。其实对于中国当代的历史，有一些历史我们连“看得真切”都做不到，因为有事情比较敏感，而我们也擅长遗忘。

但其实读读当代史，往往会更好地理解当下，理解自己。这半年来，我读了香港中文大学在十年前左右出的国史，差不多十来卷，每卷写的差不多是三年的内容，比如第十卷写的是1979-1981年。网络上能找到繁体字电子版，但是还是缺了几卷。

不过单看能找到的几卷也足够，个人觉得第八卷最精彩，细节丰富，读罢的那晚，脑海里兀自响起《东方红》的旋律，1976年，天落陨石，地裂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来看刘慈欣写《三体》英文版序，那一年的童年记忆，遥远地为他后来的创作留下生长的萌芽。

唐代史论家刘知几曾提出“史才三长”说：“三才”指才、学、识。史才指治史的能力；史学指关于历史的知识、学问；史识指对历史的见识、见解，从理论上解析、概括历史所能达到的高度。

清代章学诚在“史才三长”之外，又增加一项“德”。治史所应有的道德，广义的德则包含史家全面的思想品德和修养。

黄修己说从新文学史第二三代学者开始就存在才胜于学的现象，对于写史来说，学的重要性远高于才，老是才胜于学那就跑偏了。而且对于写当代史来说，情况更复杂的多，怎么写得“真实”、“客观”又“好看”，比评论这种“才胜于学”的典型要难得多。因为正是下半年，我也要动笔，试着写写历史了。黄修己——最近我的史学男神告诉我：

“写史应多用史笔，史家感情不必太过外露，以含蓄为宜，或可用春秋笔法。多整理，少评价，多记述，尽可能保留历史原态。”

好的，记下了。

最后讲讲“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吧。很多人传是出自胡适，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完全出自胡适之口，它是由其它话演变来的，原话出自胡适的《实验主义》：“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原本在讲哲学，与历史毫无关系，后来竟然被传为胡适所说。

网上说，这个讹传的源头似为哲学家冯友兰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的一段话：“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当时，胡适被扣上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蒋介石的匪帮”等高帽，遭到百般中伤。

这句话，最后也成为历史的下酒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