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成龙成凤，他们为了培养孩子成才舍得花钱，进名校、请名师，参加各种培训班，可是大多数的孩子并不能如父母所愿成为大款、大官、大师，为什么？我的女儿从小学习成绩很好，中考进了全市最好的省宜中，高考被清华录取，人家都羡慕我培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女儿，我也以有这样的女儿而很自豪。可是工作以后的女儿却湮灭于大众之中，既没有成为优秀的学者，也没有成为创新的领军人物，更别说成为大师。为什么是这样？是我的问题，还是教育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了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只是提到的教育模式，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还有家庭的问题，当父母秉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只要求孩子成绩好，进名校，找份好工作，嫁个有钱人，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就够了。试想，接受这种家庭教育的孩子，谁愿意去吃辛吃苦，不为名、不为利地去冒险、创新？
最近用了半个月时间读了《南渡北归》，此书共三册，分为《南渡》、《北归》、《离别》，共62万字，是首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作者岳南历时八年，实地探访考察，收集千万字的史料，写成的非虚构小说，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冠军。此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师，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离不开三大要素，一是从小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二是接受良好的西洋或东洋教育，三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支点，坚守民族气节，为国家民族的希望而治学、育人。
一、深厚的国学知识是成才的基础
民国大师几乎都有是自幼被厚重的国学文化氛围所包围，出生于书香门第，有浓厚的家学渊源。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孩子从小就具有家国情怀，小小的个人与大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就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世界观之下是价值观，价值观之下是方法论。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就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面前不畏难，不迷茫，不绝望。
人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在性格等各方面也各有千秋，“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他们却都在梁启超的培养下成了国家的顶级人才。梁思成幼时受到父亲的影响，喜欢读《左转》、《史记》之类的书，培养极高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梁思成对中国古代的建筑颇有研究，为了推动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在1946年的时候，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曾有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的宗师。梁启超的第二个儿子梁思永，被称为是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当时，国人还没有考古的意识，很多外国人来到我国挖掘宝物，然后偷偷拉到国外卖掉从中牟利。梁启超注意到这一点后，时常跟几个子女说，中国的宝贝不应当这样流到了国外，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其他的子女都很有成就，在自己研究的研究领域成为佼佼者。
曾国藩家族后代子孙中人才辈出，繁荣百余年而不衰，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人物，女中英豪之誉的曾昭燏就是其中之一，在考古界称之为北李南曾，曾主持筹办南京博物院，成为第一任院长。曾昭燏的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的嫡亲姑母。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博士；昭燏是英国伦敦大学田野考古硕士，绍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鏻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的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家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他家富厚堂藏书楼厅堂侧门上的一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成为激励曾昭抡和曾氏家族子弟读书的源泉和动力。
烽火时期，北京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保住读书的种子，为了延续文明的血脉，为了国家的希望，大批知识分子南渡至西南边缍，在动荡不安，警报连天的艰苦岁月里，那些大师依然能够研究学问出成果，培养学生出栋梁，都离不开浓厚的家国情怀。
二、吸收外来文化是成才的催化剂
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也有欠缺之处，那就是缺乏西方的科实证精神。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倡导写新诗，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用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宣扬现代思想和自然科学的理念。大师们都有留洋经历，他们学贯中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陈寅恪被称之为“教授的教授”，“三百年来第一人”，源于他的博学和创新。他先是留学日本，后前往西方深造，先后在美国哈佛、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大学学习，他的视野被一次次拓宽。这些西方国家独有的文化特色和思想精华，让他深刻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他把这些宝贵的见识融入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开始深入挖掘国学的精髓，同时也批判性地分析其不足之处。
李济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李济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开启了中外合作考古的先例，此次发掘，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思成的营造社，开启了中国建筑学。博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辟了史学研究新天地。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等等。这些大师运用科学的方法，成了新学科的奠基人，新文化的旗手。
三、找准人生支点是成才的立足点
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会诞生万有引力，阿基米德洗澡会想到浮力定律，因为他们选择物理学为自己研究方向，所以能够从日常小事中想到背后的物理原理。现代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专注于一个领域不断深入，才可能出成果。
俞大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的是哲学，成绩名列前茅。到柏林后，研读的兴趣与方向由数理逻辑渐渐转入文史，并打算以此为终生事业。当他和傅斯年结成朋友后，自感力不能敌，慨然叹道：“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遂弃哲学与文史，潜心研习数理专业，终成著名的数理和弹道专家。
曾昭燏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学校最好的是“埃及学”，其次是“近东的考古”。同学中夏鼐决计学埃及学，她认为用不着两人同学一种。夏鼐劝她学“近东”的一种，巴比伦或伊兰，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也是很有用处。但她最后根据国内的需要，决定主攻方向为中国的历史、古文字和新兴的博物馆学。先是从课堂与纸面转向了广阔的田野，再是从中国和近东的学术目光与研究理想，转向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博物馆学科。这个转变无论是对曾昭燏本人，还是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博物馆学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转移与突破。
傅斯年把召览一流人才，办最牛的史语当作自己的职责。梅贻琦保好清华基金，一心为了把钱用在办好清华大学上。还有比如：李济坚定地押运国之重器远赴台弯，胡适在国家危急之时出使美国。他们都是履行学者的责任和良知，把自己的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支点，有了坚实的支点就能撬起辉煌的人生。
看大师们如何成为大师的经历，作为普通人也有借鉴意义，如果我们也能从小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吸收各种文明中的优秀部分，学习世界上最新的科学知识，根据自己的开赋和特质，找准自己的主攻领域，持之以恒在学习和研究，即使成不了大师，但一定可以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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