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个猎人。他在追梦的途中只放过一枪，而且枪走了火。于是他的梦想和他的右眼珠子一起破灭了。
是的，外祖父是个独眼龙，这还是我刚刚想起。我很惊讶于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没有发现他的这一大问题，或者说忽略了。这迫使我沿着记忆的小道往回努力地追溯。是了，想起来了，每回父母吵嘴，软弱的父亲都会压底声音瓮声瓮气地道，妈的，独眼龙那龟儿子养了个泼妇…
我曾看过很多关于独眼龙人物的影片，都是些江洋大盗或者汉奸匪寇，形象邋遢，像隼一样凶戾，像蛇一样狡猾。
外祖父看起来并不像这么回事，至少我没见过他对谁使坏，甚至对谁黑过脸。相反，我曾亲眼目睹他刚买回的脸盆就开始漏水，目睹他一个人坐在没有亮光的屋子里玩牌的整个过程，那副既孤独又很享受的样子。桌子的四首分别发着一手长牌，他一边翻牌一边吵个不停，要不起，碰，该你摸了，放下放下，我胡了。我目睹他在黑咕隆咚的灶房里，为我把一块金黄的鸡蛋煎成了炭，端到洒满阳光的院落里，然后告诉我，吃吧，黑的吃了眼睛亮。
这样的煎蛋我吃的并不多，暑假没有吃到，那么这一年很有可能就吃不上了，其中还要除开被荷包蛋占据那一部分。
外祖父是个农民，却不够地道，是个商人，却不够纯粹。他就像只蛙，让人有些摸不透他在水里呆的时间长还是岸上长。自从当猎人的梦想粉碎了后，外祖父的买卖天赋就显露出来。起初给人民公社放猪，猪瘟连年照顾他，他悄悄地把猪的尸体收拾出来，用大料炒得喷香，装在锑锅里，带上三五只小黑碗，背到陌生的大路上去，五分钱一碗。卖的人鬼鬼祟祟，吃的人偷偷摸摸。我很惊讶于他没有被人民打倒。
后来外祖父迷恋上了花生。种花生，买花生，卖花生。可以这么认为，他把他的后半生都花在了花生事业上。外祖父的脚力很好，在交通和信息都还闭塞的年头，他总能对周围几个镇的行情了若指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卖花生，什么时候该卖花生米，他知道哪个镇的价钱贵上一分，哪个镇的价钱最便宜，他从最便宜的镇上买回来，卖到价钱最好的镇上。那时候，在我们那一带的商人都这么干。
在我家十多里地外还有一个小镇，这个镇离外祖父家大概有四十里。为了方便，外祖父每年总会把花生寄存一些在我家一口上了锁的柜子里，放之前总要称上一称，来取时还要再称上一称。每回来取时我总是心虚的站在他一旁，听他笑眯眯地嘀咕道，又少了二两。真是一个小气的老头儿！我在心里说。
卖完花生，倘若天还尚早，他便在茶馆里打发一天中剩下的时光。五毛钱的盖碗茶，一直喝到像水藻。或许，我热爱喝茶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萌芽的吧。我很喜欢小镇茶馆里的氛围，夏日里宽敞而暗淡的屋子，藤椅竹凳八仙桌。老板也很殷切，把暖水瓶往桌上一放，聊两句家常便识趣的走开。喝茶的人都很脸熟，聊着除了种地以外的任何话题，话题总是从“过去有位先生”开始。即使有玩长牌的，那神态也是很享受的，全然没有麻将馆的硝烟战争味。
外祖父大概受过教育，“先生”一词，在外祖父的嘴里，专指老师。“老师”一词，在我们那地方并不只是教师，他有可能是名兽医，有可能是个石匠，有可能是卖化肥的，总之一切皆有可能，大抵和时下我们去饭馆吃饭，饭馆总会把我们称呼“老板”一样。当那时的人们都称呼医生为“老师”时，外祖父是我在小镇见过唯一称呼医生为“大夫”的人。
在我母亲五岁时，我的外祖母便逝去了。外祖父靠买卖花生养大了五个男孩两个女孩，我的母亲最小。其中我的大舅，是他在卖花生的途中拾回来的孩子，可怜我那未曾谋面的大舅走在了外祖父前面，朴实而机敏的一个人，我的母亲常常提起，他总能在起床时带给一家人惊喜。比如，早上起来时发现锅里煮着满满一锅鱼，问他哪里弄来的，他总笑而不语。直到现在，我那几位舅舅还说，那鱼的来历成了个谜。
大舅的离去，外祖父一下子苍老起来，做起生意来也有心无力，但他总会在每年母亲的生日里到来。他送给我的礼物永远都是那些发育不良布满皱纹的花生米，他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就那么两个。一个牛郎跟织女，童年里我则更喜欢另一个，他讲道：
从前有一个赶路的人，半夜去投店，老板娘嫌他穷酸，故意刁难他，本该付五个钱，硬要收他八个。这个人没办法只好住了下来，他越想越气，住到后半夜，他摸去厨房，他看见了捣蒜的碓窝棒放在灶台上，于是把它包在洗锅的刷把里面。他又来到屋后，发现种着十来棵南瓜，他全部连根拔起。他还看见草窝里一只正在孵蛋的老母鸡，于是把几十个鸡蛋全部拿了去。第二天早上，老板娘推开门催促他，发现人已经去了，只见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写了首打油诗：
八个钱不算多
碓窝棒打烂锅
一晚上晒死南瓜苗
抱鸡母抱个空窝窝
老板娘不明所以。她去洗锅做饭，拿起刷把时，碓窝棒掉了出来，砸到锅底，把锅打破了。她猛然想到那首诗，于是又跑去看瓜苗，瓜苗蔫了，看鸡窝，里面的蛋不见了…
外祖父已去逝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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