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乌尔里希•贝克
历史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只有每个时代走向覆灭时，人们才会开始反思秩序的合理性。
来自网络
让我们睁开眼看看当今的世界秩序的动荡，英国脱欧愈演愈烈，自认性侵者和种族主义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印度和菲律宾选举中，被指控犯有集体屠杀罪行的强权人物（纳伦德拉•莫迪、杜特尔特）受到崇拜，俄罗斯和土耳其对诸如普京和埃耳多安残酷专制与帝国主义的欢呼，世界各处恐怖袭击日嚣尘上，欧非边境难民潮不断涌入。似乎一切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原始的、野蛮的和邪恶的冲动从未消失”，反而在一个“被压抑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等待“机会施展它们的行动力”。
全球化危机，新自由主义破产，民粹主义兴起，我们的世界在经历着“大衰退”。而缺乏制度和文化准备的社会，如何解救自身呢？在这本书中，15名前沿思想家表明了他们的观点。综合观点，结合自己的思考，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自由和民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自由和民主是不分家的，只有能自由的参加国家事务，谈论政治政策才能使国家民主化。同时，一个国家的民主反过来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的自由性。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这样表达许多人的想法：“民主不一定是自由的。不自由的仍然是民主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秩序的真实写照——民主在疲惫。自由民主制的软弱性和缓慢性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而不自由的民主催生出的往往是民粹主义，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情绪的崛起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这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发展），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更加针对个人的政治回归，其中领导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体制则往往不被信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民粹催生出的威权和专制保持足够的警惕心。
民粹主义和威权统治
凯伦•施滕纳研究表明，对威权统治的需求不是一个稳定的心理特征。毋宁说，它是当人们意识到与日俱增的威胁而感到无法忍受时的个人心理倾向。全球化的深入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由此不断产生出这个时代的民粹专制主义：特朗普执政的美国、普京执政的俄罗斯、莫迪执政的印度和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
让我们在一起看看法西斯的崛起，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埃里希•弗洛姆总结说，它不仅是由经济所招致的不满所推动的，而是被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所推动的。在当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工人中间存在的威权主义思想，使它们以“渴望被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尽管劳工团体和自由的、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对纳粹主义强烈抵制，但这种抵制最终还是崩溃了。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人们“内心疲倦和想要放弃的状态”；第二是由于1919—1923年德国工人所遭受的失败这一客观存在的遗产；最后是因为，大约从1930年开始，抵抗的意识形态已被耗尽。
即使法西斯主义的教训如此深刻，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威权、集权统治仍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虽然目前还未看到其向法西斯发展的苗头，但保持足够的警惕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工人阶级与精英阶层的对立
我们要知道全球化的受益者可能包括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家和相关部门的合格雇员，还有世界公民。相反，全球化的失意者是处在传统受保护的部门的企业家和合格雇员、所有的低技术员工，还有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认同的公民。而在新自由主义中，自我约束和永久升华的压力很大：人们必须始终乐于竞争，相互比较、评价与优化。苛求、堕落、屈辱和失败都归咎于自己—然后欢天喜地等待一个新的机会。面对相应的文化改变，传统主义者对于适用的行为标准会感到不安。假如有人想要违背新自由主义，市场和国家会携手一致惩罚他。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而言是重创。如果199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比1980年感觉要好，那是因为信贷和廉价的中国商品抵消了首要问题：薪资的停滞不前。而作为左派普世主义的精英阶层在享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给自己带来的成果时，往往忘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导致了内部阶级矛盾的日益深化。
一个阶层反对移民和文化多样性，另一个支持国际主义、人权和团结一致。一个阶层支持保护主义，另一个却从全球化中获益。这里不仅仅有很深的隔阂，而且存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鸿沟。
全球化下世界的团结和主动作为
天色未暗，夜已不远。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世界秩序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想想解决措施，虽然全球化面临着重大危机，但我依旧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目前要做的应该是建立一个跨国的联合政治机构，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对各个国家形成系统化的管理。各个全球性机构应该主动作为，着力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而左翼的精英们是时候放下些你们的利己主义了，这个世界需要你们承担更多的责任！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