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
——说《无衣》是一首讽刺诗，是秦人讽刺他们的主君好攻战而又不与民同“欲”的。但没有说讽刺的是哪一位君主。
（“欲”，根据《毛诗注疏》说，“刺君不与民同欲，与民同怨”，“欲”与“怨”相对，大约是指所爱、所喜、所乐之欲望。）
唐代人孔颖达认为指刺的是秦康公。
《毛诗注疏》说（大意）：
秦缪公在鲁文公七年的时候死了，（用了一百七十七个人陪葬，其中包括三位姓子车的良臣，秦人为此事做了一首诗《黄鸟》。）其子罃（yīng）继位，是为康公，康公在位十二年，亡于鲁文公十八年。
康公在位时打了多少仗呢？据《左氏春秋》记载如下：
文公七年，康公即位当年，晋国与秦国在令狐交战；
文公八年，秦国攻伐晋国，取得武城；
文公十年春，晋国攻伐秦国，取得少梁；夏，秦国攻伐晋国，取得北征；
文公十二年，秦国攻伐晋国，两军交战于河曲，秦取得羁马；
文公十六年，秦人及巴人从楚师，灭掉了庸国。
这些是“好攻战”的表现。
《传》说《唐风•葛生》这首诗“刺好攻战”时，在小序里点明是“刺（晋）献公”的。本诗《传》也说“刺其君好攻战”，但并不说是刺康公，而是说“刺用兵”，是为什么呢？《葛生》这首诗的内容说的是国人悼亡的事情，而国人丧亡主要原因是国君好战，追根溯源，因此其主旨是指刺国君晋献公。而本诗的内容讲的是用兵之道，因此序根据经的内容，说本诗的主旨诗“刺用兵”。
《传》所说的“不与民同欲”，是诗每章头两句所表达的意思；“好攻战”，则是每章后三句表达的意思。
经文先说“不与民同欲”，后说“好攻战”，而《序》则先言“好攻战”，后说“不与民同欲”何以经、序颠倒？经文主要是讽刺君不与民同欲，与民同怨，所以先说他不同欲，后说他好攻战。《序》则追本怨的根由，认为是君因为好攻战而不与民同欲，故而民生怨的。
《毛诗注疏》说，经文及《序》的次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对“不与民同欲”与“好攻战”的逻辑关系理解不同。
（《毛诗注疏》原文：“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晋人、秦人战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晋。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灭庸。见於经、传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战也。《葛生》刺好攻战，序云“刺献公”，此亦刺好攻战，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战，故“国人多丧”，指刺献公，然后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顺经意，故云刺用兵也。不与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战者，下三句是也。经、序倒者，经刺君不与民同欲，与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后言好攻战。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战而不与民同欲，故民怨。各自为次，所以倒也。”）
为何毛亨从此诗里读出“不与民同欲”、“好攻战”之意呢？答案就在“子”是谁、“王”是谁、“我”是谁三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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