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唯名，不唯利，不唯上，一生追求心中的真理，是他们的最主要特征。但是公知的表现，越来越玷污了公知这个名号，在中国“公知”已经成为了贬义词。中国的公知其实是假公知，但他们仍有不小的市场。
鸦片战争、巴黎和会，西方帝国列强把中国这个有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打翻在地，中国人受尽了欺压和屈辱，有志之士都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很自然的，大家都把目光落在了强者的身上，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为中用，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国将不国的责任算到了自己老祖宗的头上，随着孔家店被打倒，我们和自己的祖先决裂，无情地割断了自己的文化纽带。多年左的思想的禁锢，一方面破四旧，割毒瘤，传统文化再一次遭受清洗，另一方面被封锁，被孤立。
原来只吃一个菜，改革开放以后，七荤八素的端上了桌，而且都是西洋口味，一个快饿疯的人很容易暴饮暴食，消化不良，形成虚胖。传统文化没有市场，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占领了我们的教育和文化阵地，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越深。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这些人心中是没有根的，文化自卑深入骨髓，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惯用外国人的眼光来批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敬奉祖先，祖先和神灵一起接受跪拜，享受祭祀。中国人讲祖宗不能丢，这句话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些人是否定祖宗的。因为没有根，所以西方那些口号式的东西很容易侵占他们的大脑。
他们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津津热道于一些表面现象和口号，他们的东西都是二手货，不是自己思考的产物，并从贩卖中获得优越感。西方文化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理性精神，敢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而他们恰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西方的一切都奉为权威，并加以膜拜。
第三个原因。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实用主义是占了上风的，意识形态往往避而不谈。全民创业、全民经商、全民投资、全民炒股、全民炒房，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赚钱上。很多人很幼稚，常常会说我不懂政治，不要和我说政治。西方国家最讲究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永远是优先考虑的，我们的声音很难在西方主流媒体和类似推特、脸书这样的平台发出来，中国媒体和官方的账号经常享受删除信息，甚至封号的待遇。
西方国家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非西方世界。他们的手段是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除了军事入侵、颠覆、颜色革命等显性手段外，更多的是采取长期的、隐蔽的、伪装的手段，特别是他们利用一些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通过学术交流、文化交流、出版、评奖等形式扶植他们的代理人，在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上为代理人创造条件，用各种荣誉、学位、研究成果把这些代理人包装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经过美化的公知们，在各色光环的笼罩下，占据了许多重要的岗位，他们占据话语高地，扮演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巨大。举个例子，义务制教育的管理部门和教材编制部门，在课文的选编上做文章，比如有位家长气愤地说，弘扬优秀品质的文章所举的案例都是外国人， 另外前些年在教学改革和教材改革方面，不少是否定、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比较广，危害极大，要根除这些影响是不容易的。我们的教育是出了一些问题，因此，公知们有比较好的生存土壤，这也就是方方等人依然高调和不乏支持者的原因。
公知在国内属于上等公民，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工作很体面，中高收入水平以上。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生活在象牙塔里面，脱离人民大众，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陌生的，他们的眼睛只看到阴暗的角落，或者沉浸在西方式的小资情调中。清华大学的副教授x瑜发文说，她的孩子“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努力做一个普通人”。还有一位副教授不允许别人批评已经被网友们抛弃的高晓松，说高晓松是他心中的神，就是不能批判。这么幼稚的人居然也是名校的副教授，我们的教育阵地是多么地让人担忧。
总之，公知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偏食西洋快餐，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绝不可能自己退出历史的舞台。任何一种思潮的流行，都有适合它滋长的土壤。事实上，以高晓松的坍塌为标志，2020年是公知们灾难性的一年，年轻的一代成为反击的主力军，网友们将公知重新定义为“公然违背良知”。
有趣的是，不少公知出国以后发现获取名利的机会还是在中国，因此多数选择回国发展，另有一些人的立场则慢慢转向理性，也有一些人完全改变了立场，开始揭露公知的内幕，被以前的同志斥为叛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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