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另一种基因，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作争论基因或饶舌基因：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基因23，甚至是冒险基因，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基因作用
……为了证实这个流浪基因，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1877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时还没有旅游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基因的列宁格勒人不同，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基因。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24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但绝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太教堂去听唱圣诗。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基因。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25，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进取精神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衷，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86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26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做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基因储备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基因。
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27。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但看来也有许多得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摘录了这么长的内容，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是精神品质。不仅仅是我这样。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尼尔斯·玻尔28的精神面貌，比他们的学术成就的细节更为重要，就算这种比较是虚拟假设的吧——我为了强调我的想法，不怕做出任何虚拟假设。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上声誉越高，他的精神品质水平也越叫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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