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费茨·罗伊船长
——对话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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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我读过一本书，与你乘坐“贝格尔”号船进行环球科考有关，不过那本书名字很有意思。
达尔文：
你不要卖关子了，直来直去说吧。
记者：
哦，说错了，其实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本书。这是人类学家J·W·格鲁博在1969年于英国《不列颠科学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
达尔文：
这个题目也很正常嘛，你为什么觉得很奇怪呢？
记者：
地球人没有人不知道，你就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是你通过登上“贝格尔”号这所军舰进行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进化论。作者用这样的题目来发表文章，就很容易让人怀疑：难道你不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如果你不是博物学家，那你为什么能乘上这条军船去进行考察？或者说难道在乘坐“贝格尔”号进行环球旅行的人当中，还有别的博物学家？
达尔文：
当然是啦。在我们那个年代外出考察，特别是乘坐军船出去考察，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医生兼博物学家。在“贝格尔”号上确实有一位博物学家，他一边当医生，一边兼任博物学家，负责收集标 本，负责进行科学考察。
记者：
谁呀？
达尔文：
他的名字叫麦考密克，他才是“贝格尔”号上真正的博物学家。“贝格尔”号和外界科学机构的接触，交换研究成果，就是通过麦考密克进行的。
记者：
你的意思是说，在当时的“贝格尔”号船上，有一位正式的博物学家负责科学考察，并负责对外学术交流，而并不是你？
达尔文：
是的。
记者：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能到这条船上呢？你去干什么呢？
达尔文：
机缘巧合吧。这可能与“贝格尔”号那位船长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传统和社会习惯有关，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记者：
你可否说得详细些？
达尔文：
船长名字叫费茨·罗伊，这个人年纪不大，不到30岁，但野心不小。费茨·罗伊来自于地主家庭，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查理二世。你要知道，英国的贵族有很多的规矩和特殊的习惯。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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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这些人高傲得很，从不与普通的人交往。只有绅士才能与他进行共餐。
记者：
那还有什么习惯呢？
达尔文：
费茨罗伊是个贵族，是个军人，依造当时英国海军的传统，是不能与下级的官兵有什么接触的。即便是接触，所谈的也都是船上的工作，并且是只能以正式的方式进行，规规矩矩，道貌岸然，很难有私下的交往。你要知道这个对菲茨·罗伊船长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记者：
什么危险？
达尔文：
费茨·罗伊家族有一种遗传疾病，他们家里有若干个亲戚，都有自杀的历史。
记者：
是吗？
达尔文：
费茨罗伊有一个叔叔，名字好像叫卡特尔雷子爵，他历任平叛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指挥官。拿破仑时期，他是英国的外交部长。此人在1822年，就有过自杀的企图，好像就是割断自己的喉管。还有一点，长期在外，孤独出海，也会容易产生一些特殊的毛病。据说，“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出海3年后，就是于1828年，在南半球病倒并且自杀身亡的。
记者：
如此恐怖！我没有单独出游多少年的历史，不过我相信，长期不与别人交往，会带来一种心理伤害，这点我相信的。但是，据我了解，费茨·罗伊船长带了不少随从啊。
达尔文：
你说的没错，按照当时英国海军部的规定，费茨·罗伊虽然作为一船之长，他也是不能带私人乘客的，就是妻子都不能带。但是费茨·罗伊船长还是带了一些编外的乘客。
记者：
他带了什么人？
达尔文：
一名工匠、一名仪器制造者、还有一些其他人。
记者：
既然有了这么多的伙伴，那还要你干嘛？
达尔文：
这些人不属于上流社会，费茨·罗伊把他们仅仅看作干活的同事，而从未把他们看成是可以与之进行交流的伴侣。
记者：
刚才你说费茨·罗伊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他想干什么呢？
达尔文：
野心不是贬义词，你我都是由野心的人。
记者：
我从来就不认为野心是一个贬义词。
达尔文：
费茨·罗伊试图在探险航行期间，要完成对帕塔戈尼亚和火地岛的探测，他要勘测智利、秘鲁及其它太平洋群岛的全部海岸，并携带经纬测量仪环绕世界。
记者：
初生牛犊不怕虎，野心真是不小啊。刚才你提到在这条船上有一位博物学家，你们两位都是博物学家，与费茨·罗伊如何相处呢？不会勾心斗角吧。
达尔文：
麦考密克，跟我比，优点是他是医生，是编制内的成员，也是一个学问很大的人。但他的弱点是比较贫穷，没有钱，每到一处，他只能呆在船上，做一些规规矩矩的样本采集。而不像我，船停泊后，我可以自由的游离海岸，我可以雇佣当地的采集者为我采集标本。想搞多少就搞多少。而这些麦考密克都做不到，麦考密克自然对我很嫉妒。1842年，他在里约热内卢一病不起，最后被送到返回英国的海军军舰打道回府了。
记者：
此人怎么样呢？
达尔文：
说句心里话，麦考密克的科研能力非常有限，他是个落伍的科学家，他只能做一些循规蹈矩的考察。可以说，没有什么科学能力，简直是一头笨驴。我与他之间的交往，很客套，谈不上心灵上的交往。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可以说很不成功，除了一天到晚研究船顶是涂上铅灰色，还是纯白色这类无聊的问题外，基本上做不出什么事情，船长也看不上他，很不屑一顾的。
记者：
我看过很多资料，说你与船长费茨·罗伊有很多矛盾，是吗？
ont >达尔文：
我刚才给你讲了，我搭乘“贝格尔”号航行，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我只是想能乘船开开眼界。可以说，我是作为费茨·罗伊私人的客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陪他吃饭，就是陪客，就是个伴侣。因此，我对他还是尊重的，只要不是不得已，我与他还是和睦相处的。但是，我们之间有时候也会发生过一些矛盾。
记者：
什么时候？
达尔文：
费茨·罗伊是忠实的托利党人，而我是辉格党人。我们观点不一致，但是我们尽可能避免谈论政治上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也绕不开，例如，关于奴隶制的问题。
记者：
据说你与他是针锋相对的。
达尔文：
费茨·罗伊就多次告诉我，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奴隶制的仁慈。他还说巴西一位最大的奴隶主曾经召集他的奴隶，问他们是否愿意获得自由，这些奴隶一致回答说：不。当我听到费茨·罗伊这些故事，我直截了当地告诉费茨·罗伊，说在主人的压力下，奴隶们的回答都是言不由衷的。结果费茨·罗伊很恼火，他告诉我，任何怀疑他话的人，都不配与他一起吃饭。
记者：
那你这么说呢？
达尔文：
我也不依不饶，离开了船长，与船员们一切吃饭。但过几天，费茨·罗伊就作出了让步，并向我作出了道歉。
记者：
这个家伙也挺可爱的嘛。
达尔文：
是的，别看费茨·罗伊很正统，有时候也很开明。
记者：
有时候是什么意思？
达尔文：
当我们谈论宗教的时候，费茨·罗伊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很怀疑《圣经》句句是真实。
记者：
一些资料表明，费茨·罗伊是一个顽固的宗教分子，他怎么可能对《圣经》产生怀疑呢？
达尔文：
你说的也没错。费茨·罗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也是。我们曾经合作写过一本书，叫《塔希提的道德状况》的文章，就是用来呼吁支持太平洋的传教工作。在这点上，我们都是个基督徒。但是费茨·罗伊也多次就一些问题，表达了他对《圣经》的怀疑。
记者：
你后来能对基督教表示怀疑，是不是与费茨·罗伊有关呢？
达尔文：
也可以说有关，也可以说无关。但是，费茨·罗伊坚持认为我后来的思想的变化与他有关。
记者：
什么意思？
达尔文：
费茨·罗伊在生命的晚期，一直怀疑是因为他自己引发了我对基督教的怀疑。因而，他有一种炽烈的赎罪的愿望，并想一切办法要维护《圣经》的权威。
记者：
那真是自作多情啊。
达尔文：
或许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他似乎感到很痛苦。在1860年那个著名的不列颠协会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油腔滑调的山姆”威尔弗博斯主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费茨·罗伊很失态，他大步走上讲台，高举《圣经》，大声叫嚷：这本书，这本书。5年后此人割断自己的喉管，自杀身亡。想想也很好笑。
记者：
真是一个顽固的基督教徒。不过，他对你还是有知遇之恩的。
达尔文：
是的。当年，我的老师就是通过给费茨·罗伊写信，才促使我登上了“贝格尔”号船，如果没有费茨·罗伊的认可，我就不可能进行那么多的考察，也也不可能提出进化论。因此，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应该感谢费茨·罗伊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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