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薮》为明胡应麟撰古代中国诗学著作，共二十卷，其中，以唐诗为内编，唐以前为外编，宋诗为杂编，续编二卷论当代之诗。胡应麟通过这种纵（时代）横（诗体）交织、宏观微观结合的框架结构，对历代诗歌详加评论，表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其的诗学理论主要由诗史论、诗体论和诗法论三部分组成。
《诗薮》继承前后“七子”的“格调”说，继续倡导复古，胡应麟也主张复古，其复古主张是建立在对中国诗歌史的考察上的。胡应麟认为，中国诗歌写作及其观念自古而今有着一个变化过程。首先，“体以代变”，诗歌经历了四言、骚体、五言、七言、律体、绝句的变化；其次，从创作方式看，《风》《雅》之典则，《离骚》之深永，古诗专于意象，歌行之必由才气，近体之主于法律，绝句之至于风神。此外，就审美风貌而论，《诗经》温厚和平，《离骚》《九章》怆恻浓至，建安之作雄瞻高华，六朝之作靡曼精工，唐人律诗清圆秀朗，各具特色。
不过，胡应麟认为，每种体式的发展都是“盛极而衰”的，所谓“诗之格以代降”。胡应麟的诗论受王世贞影响较大，其“格调”亦大致承袭王氏。“格”简单来说，可谓诗歌之意蕴风格。然而，这里的“代降”并非诗的格调一代不如一代。胡应麟认为汉诗所代表的“古意”才是诗歌最高的风格。随时代发展，这种“古意”渐渐衰退，为新风格取代。所以，“降”指的是诗歌格调上的“古意”的衰退。胡应麟绝不是一个文学倒退论者，毋宁说诗歌的发展总体上是上升的。《诗薮》亦言，“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有类于黑格尔艺术终结论）不过，细致考察诗歌，其发展内部仍是盛衰交替地波浪式演进的，趋向着“咸臻厥美”的。他认为，“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宋人则变诗为词，此后词兴而诗衰，元人变词为曲，则曲兴而词衰。明人不溯宋元后尘，“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汉唐诗人讲求独创、各成己调，不相师袭，但体周文备后，后来世人则不必创造，而应模仿古人，兼擅众体，正所谓“古惟独造，我则兼工。”因此，胡应麟称明代诗歌“度越元宋，苞综汉唐。”这算是诗之又盛。《诗薮》中还揭示了诗歌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外为天道、时运，内为个人才性。胡应麟对于诗歌发展变化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公安派“尚变”观点的吸收，和对一成不变的格调说的修正。
胡应麟主张以本色论诗，“本色”一词包含了诗歌的体式特征、时代风格和具体的作家作品风格等多方面的含义，他同时提出汉诗本色与唐诗本色两个诗学标准：“汉人诗，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如果说，诗歌之格调说，意味着诗歌写作有迹可循，那么汉唐本色则是“形迹具融，兴象风神。”这里，已能显现出胡应麟论诗从“格调”说向“神韵”说演变的轨迹。然而，优秀诗歌皆由“格调”向“风神”过渡，初学诗者必“体正格高”，“积习已久”方能大成于“神韵。”
与上述对应，胡应麟论诗法亦循此径。初学者首先当“师法贵上”，从正典入手，“博采众家”。然而，学诗有“法”，却不是简单抄袭：学习时应该做到“师其意不师其辞”。待掌握作诗之法后，则进入“悟”的阶段（此显然受到严羽“以禅喻诗”的“妙悟”影响），所谓悟是超越具体章法的“天真自露”。然而，“诗虽悟后，仍须深造”，“悟”并非是学诗的终点，只是学诗的一个阶段，最终应圆融一体，臻于化境——既从心所欲，又不失于法度，正如其所论杜诗：“杜公诸作，真所谓正中有变，大而能化者，不知变主格，化主境；格易见，境难窥。变则标奇越险，不主故常；化则神动天随，从心所欲”。
尽管作者对每一诗人及其诗作都作了比较贴切公允的评价，但其中最推崇的还是曹植、杜甫等少数几家。另须提及的是，该书《杂编》中，并对古代的诗氛赋文集进行了一些较为系统的论述与罗列，对于今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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