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群体研究，开山之作应该是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以及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在1921年出版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但在群体研究中，可读性最强，也是最具震撼力的当属这本《狂热分子》，它是由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在1951年著作出版的。霍弗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或绝望者，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不满意，认为自己是无可救药的失败者，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转而通过参加群众运动追求一种“无限伟大的事业”来“逃离自我”，这会让他们感觉不错，因为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他们因此会在运动中将未来无限放大，从而激发出自己的执着和疯狂。

然而在这里，他生活困苦，近乎绝望，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没有成功。在这里的生活让他懂得了，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人应该没有希望也可以活下去，于是他离开了这里。

是说在加州贫民区。与《士兵突击》和《麒麟》里面的意思异曲同工。

为什么群众运动会吸引到“忠实信徒”？忠实信徒，是群众运动中坚定的追随者，他们狂热地相信自己的信仰、主义绝对正确，而其他人的信仰、主义则绝对错误。

1.群众运动能满足人们对改变生活的渴望；2.对人生替代品的渴望；3.群众运动间的可替代性。

渴望改变往往只是人们投身群众运动的表面动机，那他们参与运动的真正动机和心理是什么呢？

1．发泄不满情绪。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到自身以外去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会左右我们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剧改变。

2．渴望改变命运。传统上，一般认为贫穷是导致群众运动和革命的主要因素。当人们生活朝不保夕，一无所有，成为赤贫者时，就会寻求革命的变革。而霍弗认为，“失意”才是群众运动和革命的主要动因。真正的赤贫者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看到社会的失序，他们较之特权阶级的保守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改变现状会给他们带来深深的不安全感，他们已经被不可预测的大自然和惨淡的命运所驯服，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已经花光了所有的气力，怎会有时间和心情去悲愤、去造梦？相反，那些不为温饱问题担忧太多，仅仅是对生活失意的人，则更希望看到生活的急剧变革。这些失意者怀有无限的力量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拥有的“无敌力”，能让自己感觉拥有了无限的权力感。

3．坚定某种信仰。怀有大希望者可以从最荒谬的来源汲取力量：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构成人类文明一切要素的根都在信仰那里。”参与群众运动可以成为失意者或绝望者的神圣事业，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并不满意，转而通过参加群众运动来追求一种“无限伟大的事业”，从而“逃离自我”，他们因此会在运动中将未来无限放大，从而激发出自己的执着和疯狂。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抱有希望，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攫住，他们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

那些觉得自己人生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失意者，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抑或是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

所以，对于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么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要么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比如下面这些：1．自信。参加群众运动可以看作信仰一项神圣事业，而且通过夸耀这项神圣事业来提升自信。2．寻找自我。通过参与群众运动，他们可以寻找到“自我”，感受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所以霍弗说：“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3．自尊。参加群众运动的人们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后，他们会得到庞大的自尊，只是，这样的自尊还是为了拯救自己。4．个人希望。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因此，霍弗说：“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5．生活意义。当个人利益与前途不值得我们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因此，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甚至赴死精神，都是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这也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在。

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读到这里想到之所以会出现集体主义，是因为个人太渺小以及太失败，需要借助一个强大的集体来显示自己的成功，就像在一个班里往往是学习不好的那个才更注重集体荣誉，这种似乎可以普照每一个人的，假装自己很成功的感觉，自己无法得到，便渴望从集体得到，用集体来掩盖自己的渺小、无意义和寒酸。由此想到了爱国，之前看见有人说，爱国就是一种loser自己无法取得成功所以安慰自己“我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来假装自己也很强大的行为，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还是不甚同意这个说法。具体怎么理解我现在还不知道，大概这就是想得太多。

在一个集权社会里，革命爆发，一般不是因为人们对压迫和困苦的怒火趋于沸腾，而是权力框架发生松动导致。

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和“现在”都败坏到极致，随时准备将其全部抛弃。所以，他们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

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未必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但是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

奴隶都是贫穷的，但在奴隶制度普遍存在的地方很少发生群众运动。而能成为群众运动一员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得解放的奴隶，因为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时候。

《狂热分子》读书笔记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狂热分子》读书笔记

促进自我牺牲的手段有哪些？

（一）把个人同化到集体。

（二）充分利用戏剧元素。

一个能干的领袖，就是要为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以致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希特勒就是给800万德国人穿上了戏服，让他们演出一台雄伟、壮烈、血腥的歌剧。

戏剧元素在军队中尤为明显。军徽、制服、旗帜、阅兵，以及繁缛的仪式礼节，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兵忘了他的血肉之躯，以及把生死问题的绝大部分真实性掩盖起来，甚至泯灭其最基本的道德和人性，只需服从命令。

纳粹德国的高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阿道夫·艾希曼，在军事法庭上辩解说：“我只是执行了命令而已。”

（三）贬低现在。

（四）“未得的东西”。

（五）教义。

群众运动中的宗旨、目标、教义等带有宣传意义的主张，想要有效，一定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快乐的，因为“忠实信徒”都具有“闭眼掩耳”的能力，他们自信奉行的是绝对正确的教义。就像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在于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自我及世界的彻底程度。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1934年，鲁道夫（纳粹党副元首）宣誓加入纳粹党的时候，这样对台下的听众说：“不要用你们的脑子去追寻希特勒，用心的力量，这样你们就能找到他。”

群众运动和军队进行比较：

《狂热分子》读书笔记

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卷走自我，使人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使人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

恨意源于自卑。我们的恨意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即源于自卑。

希特勒所说，纳粹党员的首要责任是想方设法让敌人对他产生切齿之恨。因为这种恨意可以证明纳粹信仰的优越性。

我们越有理由内疚，我们的宣传就越狂热。因为无论是使用强制手段使人信服的人，还是因身受强制手段而皈依的人，都需要相信，他们所强加或被强加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

《狂热分子》读书笔记

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必须找出人民的意向，才可以领导他们。也就是说，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

群众运动的领袖则不需要追随人民，反而是人民在追随领袖。因为这些追随者是完全放弃自我的追随者，这样的“忠实信徒”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他们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己，这样，他们就不需要为失败负责。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领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他们不想要的自我。

一个群众运动之所以要散播和鼓励斗争，除了是为了整垮敌人，也是为了撕下追随者身上的个体特殊性，让他们更完全地融于集体中。因此，要重视群体中行为的力量。正如新宗教运动、兄弟会以及治疗社区等组织，他们利用类似军事训练的策略培养追随者的忠诚和团结度。就连踢正步也可以作为一种团结催化剂。赫尔曼·劳施宁（纳粹党俄国的但泽地方长官）后来认识到踢正步的意义与其中的奥秘：“踢正步让人心无二用。踢正步可以扼杀思想。踢正步可以泯灭个性。”

言辞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种深切的对被肯定的向往。因为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安全感。为了去除内心的不安全感，他们需要外界的力量，而他们作为言辞人就是群众运动的铺路者。

《狂热分子》读书笔记

一个体制明明无能至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比如，古代中国的稳定性是官僚系统与文人紧密结合的结果。

历史的斗争中，哲学总站在弱者的一方。因为哲学在思辨，在讲道理，而强者不需要这些。

《狂热分子》读书笔记

言辞人当初站出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和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政策，是在要求它给予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群众的渴望是摆脱自主存在，即不能承受之重的负担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要的不是良心的自由，而是信仰，即盲目、独裁的信仰。他们推翻旧秩序，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由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没有个人性可言的完全统一性。

言辞人打动群众之处不在于他们揭示出现秩序的卑劣，而在于揭示出它无可救药的无能。所以，一个群众运动的悲剧角色往往是为其前导的言辞人，又特别是那些活得够久，眼看着旧秩序为群众的运动所推翻的言辞人，而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不管他们怎么热情讴歌群众运动，都无法做到最终消融自我。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进那些根本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的手里。

狂热者大部分是来自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他们已经把虚无主义当成终极的信仰，他们只能在阴谋活动中得到内心的安宁，在不断企图破坏既有的秩序中获得满足。

我认为这一观点正确：而本书作者霍弗指出，在群众运动中唯一被欺骗的是言辞人。因为他们最初起来反抗旧制度，批判它的不合理和不合法，要求给予个人自由的权利，并认为这是群众的愿望。但事实上，群众要的是一个整齐划一，没有个人性可言的统一性。所以，在一场群众运动中，真正的悲剧角色是言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