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别，要远大于两个不同种类动物之间的差别。”斗胆借用法国作家蒙田的名言作为本文的开头。这是达利在其《一个天才的日记》卷首引用过的。我想这句话正是可以诠释他身上与众不同的特性。
1904年5月13日，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北部的小城菲格拉斯市，四十一岁的堂·萨尔瓦多·达利·依·库西夫妇向法官米盖尔报告，自己的儿子萨尔瓦多·达利在5月12日8时45分诞生并登记了户口。
在达利出生的三年前，他七岁的哥哥因患脑膜炎夭折了，达利的降生给绝望的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们为达利取了与哥哥相同的名字：萨尔瓦多。这在西班牙语中意为拯救者或救世主。而达利注定要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就是为了拯救现代艺术空白中的绘画。达利和他的哥哥长相一模一样，可是表现却截然不同。小达利童年时期便与众不同，他有着倨傲不逊的叛逆性格，敏感而又难于相处。他经常做一些非常之举。五岁时他与一个比他小一些的小男孩在一起玩耍时，突发奇想的将其推到桥下，然后跑回家说那男孩掉到桥下去了。六岁时，为了偷食而想当一个厨师。七岁时，他看到三楼阿根廷的马塔斯一家的马黛茶桶上的拿破仑那不可一世的高傲形象，便想当拿破仑。他尿床到八岁，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尿床好玩。十六岁时，他在学校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从台阶高处往下跳，摔得鼻青脸肿而心中感到快感。
1917年，达利开始追随鲁奈斯教授在格拉巴多市立学校学习绘画，在这段期间，达利养成了用全部生命的热情和专心来画画的习惯。青春期的达利，以奇装异服来吸引别人的注意。1921年10月，达利正式进入马德里圣费南度美术学院就读，从此走上了与礼制冲突的道路。在马德里最初的日子里，达利充满热情地过着勤勉好学的近似于苦行僧的生活，但他很快发现学院传统的教学无法传授给他渴望学习的东西，他潜心钻研，探索毕加索、莫朗迪、基里柯等人的艺术，大受启发。他开始刻意与外界隔绝，独自一人在房间埋头作画，开始了他的立体主义创作。在马德里的第二年，有一次达利去参加艺术史考试。评审的老师抽中了他最喜欢的论述的题目，但是他身上忽然充斥了一种难以克制的懒怠。居然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很遗憾，由于我比这三位老师聪明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我拒绝接受他们的考试。我太了解这个题目了。”整个教室的人都目瞪口呆。最后的结果是，达利的学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达利是一个奇才，也是一个鬼才，当然他的性格也非常的奇怪。他特立独行，狂妄自大。但是在个人感情生活中，他对比自己年长十一岁的妻子加拉却爱得十分专一。1929年，达利的经纪人卡米耶同意达利在巴黎画廊展出自己的全部作品，并从展览收入中提成，这对达利来说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的绘画从纯艺术变成了商品，而且也标志着他从此进入了巴黎艺术届。画展期间，达利遇见了法国诗人艾吕雅的妻子加拉。加拉身材优美，眼睛迷人。就像他童年时幻想的伴侣——卡露琪亚。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很快便陷入热恋之中。画展结束以后达利和加拉双双回到巴塞罗那，达利的父亲认为儿子贪恋有夫之妇是大逆不道有辱门庭的事，断然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只好在巴塞罗那东北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利加特港，买下一栋小房子，在此继续他的绘画生涯。加拉在达利的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人，达利的人格上有自大狂和妄想症，他性格暴躁，反复无常，加拉用富有母性的爱及神秘的心理安定作用，奇迹般地重塑了达利的人格，使其能笑傲一切讥讽和攻击，坚持着自己的目标走到艺术生命的终结。他们从1929年在巴黎相识相爱，到1982年加拉去世，两人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达利的才能不止表现在绘画上，他对艺术触类旁通，除了绘画以外，他还频繁涉足文学、时装、电影、室内装饰、珠宝设计等领域。如1941年的《迷宫》和1944年的《感伤的对话》。他还定期与一些时尚杂志约稿，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以短短几周时间完成了第一步小说《隐藏的面孔》。他用自己的想象和双手丰富着世界艺术的语言。但是许多人又把他看成是最疯狂、最具破坏性、最超现实主义的人。到了1934年年仅30岁的达利已经成为欧美画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同年12月，他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诞生了一句达利式的名言：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1935年，达利在巴黎和纽约发表一篇重要的文章——《非理性征服》，阐明自己的绘画思想。他宣称：在绘画的天地中，我全部的野心，在于以最明确坚定的疯狂态度，把那些而非理性的幻象加以形体化。达利不断用艺术来实践自己的超现实主义思想和理论。
达利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用天才和勤奋去收获荣誉，远离贫困。他曾经公开说过：“画家必须懂得用画笔去寻找黄金与宝石。”“如果有人进门带来一座金山，我会毫不畏缩的接受。”他爱慕虚荣，讨厌被人忽视。达利的谈话录里有这么一段：去年圣诞节有人送我一个小铃铛，每在纽约街头散步，感到人们没有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到神圣的达利身上，我就摇铃。显然我不能容忍有人没认出我来。这就是达利，一个天才与疯子，真实与虚妄奇妙融合在一体的超现实主义者。
达利的人生和艺术在我看来总是呈现出矛盾的两大倾向。作为艺术大师，达利的言行举止和西方的那些传统艺术家格格不入。他追求今年名利，讲究虚华的排场，喜欢哗众取宠，自我炫耀。他坚信自己的思想和作品是天才的结晶，也是拯救现代艺术走向堕落危机的良方，所以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注意。这也是他用尽各种宣传方法出风头的理由。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天才可以不经过宣传而飞黄腾达。宣传这种东西如同语言一样古老，古希腊的诡辩家早就能纯熟的运用宣传的伎俩，利用人们盲目的情绪激动来达到目的。但在艺术创作上，他始终坚持用最执着而严谨的态度。他从开始学习绘画开始，直至一生，都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创作。他认为艺术家不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信仰进行反省和不间断的追问者。对于自己推崇选定的题材，以圣徒般的虔诚全力以赴，运用他特有的精致细腻的技法结合精确周密的构图，提炼出震撼人心，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壮观画面。这些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画家。
达利在82岁时曾经说过：“由于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天才会死，天才的作品不朽。”虽然他一直资助着冬眠术的科学研究，但是最终也没能让这一技术延长自己的生命。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利也没有停止疯狂。他请巴塞罗那电视台安排全套录像设备，向世人转播自己走向死亡的全过程。1989年1月23日，达利追随他心爱的加拉而去。他以绝对的勇敢将他的原则贯穿始终，他一生中所进行的现代艺术创作正是在结合传统艺术的变革中不断重生，就像他说得：画家必须“重生”，要不然就永远死去。改变无信仰为有信仰，使“变革”成为“重生”。他强调“现代艺术必须再一次结合过去传统艺术的活力，以做为现代艺术重生的因素。
达利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艺术家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有着惊世骇俗的独特表现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将绘画与潜意识相结合，他把他的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命名为“偏执狂批判法”。他与真正的偏执狂患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积极而有意识的狂想来创造一个非理性的而又十分酷似客观现实的幻想世界，达利借助这种想象程序，将复杂混乱的幻象系统化，同时又营造出一种蕴含多层意义的“双重影响”。他生活多变，追求新鲜，但是他在爱情上却是一个专一的人。他是矛盾的，也是包容的。他是天才，但是他更是一个让人痴迷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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