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院的名人故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大概不是什么豪华的建筑。小小的一个四合院，又只有那么低矮的一层。但是这可能是当时最适合民国学者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同他们当时在西南联大一样，虽然生活清贫，思想却繁繁荣荣，茂茂盛盛的生长起来了。假如走过一九二几年的西院四十二号，大概也能沾染一些王静安先生的文学气息。
普通人对于王静安先生的了解大概也仅仅停留在自沉的未解之谜上，议论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悲凉，随意就冠上了一个前清遗老的标签。事实上，先生的人生远不止自杀这一件事。我想，静安先生不是圣人，他不是完美的，有很多他本身的局限性。和四十五号的朱自清先生相似，我想王国维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民国学者其实有很多类，早年出国的胡适之徐志摩梁思成，大多数都出自小康之家及以上。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很高的，可以时不时的有点小资情调，对改造中国社会激情迸发。而静安先生，虽然对于新学很有兴趣且接受了一些新学的教育，但我以为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古时的中国文人。王国维出身贫寒清苦，而且由于资金的原因，留学好些年都没成，靠着罗振玉的资助才能东渡日本，但终究是寄人篱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由于种种欠罗振玉的恩情，老实本分的王国维总是不敢不听罗振玉的吩咐。我想，这就是一种烙在骨子里的传统思想，滴水之恩，不得不报。然而他本不必这样做的。当对于恩情的回报变成了对自己的束缚，会不会变成一种压力，成为压垮静安先生的一根稻草？
在看完王国维先生的人生经历后，可能会觉得殉清一说没什么道理。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前，静安先生就没考中过，说是前清遗老都有些勉强。纵然他布衣出身还能被召入宫教授溥仪，这也不是一个能够让静安先生折腰的理由。清华北大屡次三番邀他做教授，溥仪的人格魅力能比这一大群的学子还高吗？然而，王国维先生对于清朝的感情，是无法估量的。我想，根本的原因是，静安先生尊的不是溥仪，而是那个旧时的皇帝之位。静安先生是一个骨子里的中国文人，而骨子里的中国文人，都有那么一股理想主义的执拗劲儿。就像南明的那群复社文人，他们未必不知道满清的统治者能力比他们软弱的皇帝强了不少，但是他们执着的反清复明可不是为了这个皇帝，而是为了明朝为了汉族，为了他们的信念。静安先生也是一样的，他愤怒于冯玉祥赶出溥仪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溥仪而伤感，而是为了冯玉祥的不尊皇帝之位，为了那个没落破败随风而逝的清王朝，为了那一种延续千年最终绝了生命里的旧文化。静安先生是一个从旧时走出来的文人，他的学说也许中西融汇，但是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与信仰，必定是旧时的传统的。那样一个或许有些固执的中国文人，碰到这么一个大变的时代，未免有时移势易繁华不再的感慨。陈寅恪提出的“文化殉节”说，或许还有些道理，又或者，他殉的是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殉的是这个时代。静安先生这样一种文人的执着，到底应该说是一种固执的局限，还是一种信仰的坚持呢？
说到中国文人的理想主义，我们不妨提一提四十五号的朱自清先生。我想朱自清先生也有那么一些旧时文人的气质，就那么一股理想主义的执拗劲儿。宁死不吃救济粮，也许在旁人眼里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在文人的眼中，这件与价值观相悖的事情，动摇的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啊。
其实，王国维先生的人生，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一生清苦，恩怨纠葛，前清遗恨，也许都融在最后的一跃之中。作为一个文人，静安先生没有让时代大开大阖的能力，也无意去做这件事。而他的信仰他的坚持他的传统价值观，无疑是与时代大潮相悖的。这也许是一种个人信仰的坚持，值得后世的钦敬，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对于理想的执拗，会不会是一种文人的愚执与局限呢？它是否真的有意义呢？我无法作答，这个答案只能长留于静安先生心中了。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王国维没有能够做到叱咤风云，改变社会，他守着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与理想，仍然被时代的洪流推搡着往前走，离自己的初心越来越远。他最终没有能够在四十五号“躲进小楼成一统”，即使在象牙塔里，外界的号角也能响彻他的世界。他最终选择了戛然而止。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一个旧时文人必须的命运？这个选择对耶？错耶？
不管怎样，静安先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他的思想也会被世人铭记。清华园里，先生的纪念碑，大概历经世事仍能永垂不朽吧。就像他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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