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苏东坡奉命到汝州上任，途经金陵。他写信给我，希望能够再次相见。离开朝廷之后，我一直在家赋闲，也想见他，或许能够聊聊人生感悟。
再次相见。我比他大15岁，22岁就中了进士。我的志向不在吟诗填词作赋上，志向是“致君尧舜上”。他则是一个才华横溢诗人，虽然彼此志向见解不同，不能阻止我对他的欣赏。
皇上也很欣赏他，我没有妒忌和偏见，只是在接触中了解他。有人常提及，苏家父子有些纵横家习气，重事功而不重道德。
我坚持变法变革，苏轼态度动摇不定，我在朝廷掌握权柄，他反对新法吃了不少苦头，我离开朝廷，他为新法辩护，同样吃了不少苦头。
坚持认知的精神让我赞赏，其它无个人恩怨，不和只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既然脱离了政治，也更加无所谓了。
我穿着便装，骑驴到岸边。
他看到我，对我鞠躬：“今天穿着便装拜见大丞相，冒昧了！”
经历风霜洗礼，他有些黑瘦，但是精神抖擞，眸子里面依然充满期待。
我对他笑笑：“礼数怎么是给我们这样的人设置的呢？”
交往相悖。熙宁二年（1069），他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当天就予接见，想让他修中书条例，我觉得他并不适合，力荐吕惠卿。
同年，他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这明显是鼓励皇上应该自行决断，不再变法。
他在开封任职，写了一封奏章中，有这样这一段话：“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意思是晋武帝因为独断专权而使得国家强大，苻坚却因为独断而打了败战，齐衡公把朝廷事情都交给管仲处理，国家慢慢变大，但燕王同样将朝廷事务交给子之打理，却导致天下大乱。
暗示我独断，而独断将导致国家大乱。
神宗后来想让他修起居注，我直接说他不是“可奖之人”。
神宗说他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我并没有说话，他的政治观点我了解并不深，不便表态。
谢景温主动告他护丧回蜀，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我为之一惊，如果这种事情在朝中大臣中散布，影响之坏，不堪设想。
奏知神宗，圣上要求彻底查清。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他解释，当时正是政策推行阶段，为避免大的动荡，我劝阻圣上放弃追查，这件事不了了之。
他是个单纯的读书人，我们短暂接触，没有感受到他的政治抱负，挫折经历对他也算是一种历练，他是少年得意，对民间疾苦体会还不够深刻。我曾长期在州县工作，懂得基层经历的重要。
敬重学识。我赏识他的才学，多次韵他在密州所写的诗。他所撰的《表忠观碑》仔细推敲，极有价值。
“乌台诗案”发生之后，他被捕入狱，定罪问斩，满朝文武，除其弟苏辙外，无一人为他求情，我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后来，神宗将其贬官处理。
换心交流。他对我说：“我一直有话想和您说，事关您的荣辱。”
我默默看着他：“请直言。”
他大声说：“我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
谈论天下大事我早不热衷。
我说：“我已经离开政事，很难再谈及治理，是你等奋发作为时候了。”
他笑了：“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只是谈论。”
我郎朗地笑了：“还是当年随意风格。”
他也笑了：“您还是当年严谨态度。”
他告诉我，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明显有问题，“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劝我出面阻止。
我很奇怪，盯着他的眼睛：“这是吕惠卿主政结果，现在我不在位，不便干预。”
他眼神清澈：“‘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
我起身:“好吧，你这样说是说到我心里了，我之后一定要说！我会认真考虑该怎么说。”
我走了几步，告诉他不要泄漏这些话语。
这是对他的保护，他不懂政治，凭着他的一些议论，有人就有可能将他置于死地。
我让人拿出自己最近的诗文，他认真品读，直抒胸臆，并手书近作相赠。看着他不拘一格，有种特别的放松。我意犹未足，自诵诗歌，请他书写后留作纪念。
我对陈寿的《三国志》不太满意，重修自己又已年迈，于是劝他重修。他却有些愕然，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显然他并不想离开政治，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江宁停留数日，我们多次作诗唱和。
他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我很喜欢，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劝他卜宅钟山，与我结邻而居。
这让他心动，迟疑不决。后来在他妻子耐心劝说下放弃，一个月以后渡江北上。再数日后收到他的来信：
“某启，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 ，怅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怅然所失，我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都为过往。劫波度尽，我们恩怨尽泯，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
他写了首《次荆公韵四绝之三》给我：
“骑驴渺渺入荒黄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我反复玩味，思考大宋的发展将会如何。
人们都会迷失，在理解人性后恢复方向。
可是国家呢？天下苍生百姓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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