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在母亲身边坐了几个小时。直到海德魏格·艾柳诺拉教堂为早祷敲响了钟声，光影在移动，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悲痛中，我正在思考，我正在观察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那是我的职业病所决定的，它冷酷无情地跟踪我的生命，经常疯狂地夺走、毁灭我最深切的体验。
2.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有些东西已被我们所接受，而且我们自认为已经完全理解，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逻辑。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着惊人的接受力。我从没有听说过自由，更不用说体验自由的滋味了。在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门都紧闭着。
3.我认为自己从这时开始已变成一个最好的谎言专家。我创造了一个外表的我，他几乎与真实的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如何把创造出来的我和本我区分开，这种混淆对我的生活和创造力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有时，我不得不用事实安慰自己：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才更热爱真理。
4.老实说，我真想回到童年欢乐和好奇的岁月。我的想象力和感觉都得到充分的滋养。我记忆中没有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爆发着奇迹，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观和神奇变幻的瞬间。我还想漫游在童年的风景中，重温那种光线、气味、人群、房屋、瞬间、姿势、音调和事物。这些回忆很少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就像是随意拍摄的或长或短的电影。
5.童年的特权是在魔术和燕麦粥之间、在无限恐惧和极度欢乐之间自由地遨游。除了模糊的而且常常是无法理解的禁令和规则外，我几乎无拘无束。例如，我知道自己不能理解时间概念。“你必须真正学会遵守时间。给你一只表，你应该知道怎样认识时间。”但时间并不存在，会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可能是饿了，因为肚子在咕咕叫。
6.那里的灯光、气味和声音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如果心境平静，沉入睡眠状态的回忆中，我仍然能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再度看到并感觉到昔日每一个熟悉的细节。在外祖母寂静的公寓里，我所有的感觉都复活了。我尽力将这一切都留在记忆中，直到永远永远。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我的哪一个孩子继承了我的那些感觉？一个人能够继承感觉、经验和洞察力吗？
7.我需要的是安宁平静、井然有序和友好和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表演的奥秘，学习再现的技巧。重复，活生生的、搏动的重复。每天晚上重复同样的表演，然而这表演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对此，怎样才能准确抓住表演那转瞬即逝的自由节奏，而不至于显得呆板或做作得令人难受呢？所有的好演员都知道这个秘密，平庸的演员通过学习也许能达到，坏演员则学都学不会。
8.在斯特林堡的话剧《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中，当“女士”指责“无名氏”与死神开玩笑时，他回答说：“是的，正如我同生命开玩笑。我曾是一个作家，尽管我生来就悲哀，但我绝不会把任何事当真，甚至包括我自己的巨大悲哀。我曾一度怀疑生活未必能比我的作品更真实。”
9.我的演员或同事会发现我体内的恶魔，他们将感到恶心并怜悯我，在这之前，我必须隐退。我见过许多同行在场内倒下，像疲惫的小丑一样，因自己的愚钝而感到厌倦，要么在嘘声中离场，要么在礼貌的沉寂中被友善或者鄙夷的手拖走。
我要在自己还能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的时候，趁早把它取下，然后悄然离去，尽管我的臀部疼痛难忍。人老了，创造力和性欲一样，也会随着年岁增长无声无息地逝去。
10.对于我，拍电影是一种幻想，但必须经过周密思考。其中对于现实的反映，我活得越久越觉得是一种幻觉的体现。
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就是一种梦幻。这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伟大之处。他在梦幻的空间悠然自得。从不解释。总之，他需要解释什么呢？他是一个旁观者，能出神入化地运用影像运动。我以毕生的精力在轻叩那梦幻世界之门，即塔可夫斯基能悠然自得地遨游的梦幻空间。我只是偶尔才能进入这个神秘的境地。我大部分的刻意追求都尴尬地失败了，包括《蛇蛋》、《接触》，以及《面对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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