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卫·林奇的母亲是个城市姑娘，但他父亲在乡村长大。我们可以以此为起点开始讲述，因为林奇的故事本质上正是个充满双重性的故事。“一切都笼罩在温和的状态之中，一切都很鲜活，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林奇曾这样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而这种理解恰恰是他所有作品的核心。[1]我们生活在矛盾的王国之中，善与恶、精神与物质、信仰与理性、纯洁的爱与邪恶的肉欲在这里并存，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之中。美好和邪恶的相互冲撞之处，塑造出一片复杂难懂的区域，林奇的作品正好栖息其中。
2.林奇的母亲埃德温娜·松德霍尔姆（Edwina Sundholm）是芬兰后裔，在布鲁克林长大。她吞吐着城市里的烟尘长大，鼻子里闻到的是汽油味，眼睛里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狡诈，大自然在她心中并不占据任何分量。这些都成为林奇的一部分，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他的曾祖父在靠近华盛顿州科尔法克斯（Colfax, Washington）的小麦之乡务农。1884年，其子奥斯汀·林奇（Austin Lynch）在那里出生。木材厂和高耸的树木，割草后的清新香气，远离城市才能看到的星空——这些东西也成了林奇的一部分。
3.我父亲深爱着他的父母，但他同时又很鄙视他们所谓的美德，讨厌教堂周围的白色尖木桩栅栏和所有一切。他对宗教有着浪漫想象，但又痛恨它，因为他很想抽烟，想过艺术家的生活，可每周他们都要一如既往地去教堂，一如既往地过着完美、安静、善良的生活，这让他有点儿发疯了”。
4.想想林奇后来创作的那些影片，可能就不难想象他的童年时光混杂着黑暗和明亮的记忆。或许因为父亲的工作和患病的树木相关，林奇在耳濡目染之下获得了一种高度的觉察力，他称之为一种能感受到万物的表象之下所潜伏着的“疯狂的痛苦和腐朽”的能力。新事物一旦产生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混乱，林奇对这种熵增生来就异常敏感，感到很不安。他也不知道这种天性是如何来的。到纽约看望外祖父母也让林奇非常焦虑，他回忆说，在那儿遇到的每样东西都让他不安。“让我不开心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很平凡，但却引发了我很激烈的感受。”他说，“我觉得有时候人们就算找不到源头，也能具体感受到那种恐惧。有时你走进一间屋子，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纽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恐惧像毯子一样把我紧紧裹住。身处大自然之中你会产生另外一种恐惧，大自然可不算柔顺，身处其中照样会遇到可怕的事。
5.然而留存在他身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情绪：泛着微光的天真和善良，伴随着汹涌其下的黑暗力量，以及四处蔓延的性感气息。这些都是林奇艺术的基石。
6.虽然林奇后来在亚历山大的高中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但博伊西的那些日子在他心里永远占据着特殊位置。他说：“回想博伊西时，我看到是20世纪50年代那种心满意足、闪亮夺目的乐观主义。”林奇家搬离博伊西时，有几户邻居也随之搬走了，约翰·林奇记得大卫说了句：“那一刻，音乐停止了。”
7.林奇在作品中确实涉及了自己的童年，但他的创造驱动力和作品不能简单地和童年经历画等号。你可以分解一个人的童年，从中寻找线索来解释他成年后的种种表现，但你很可能找不到任何关键性的事件，找不到那个玫瑰花蕾。我们天生就带着些许个性，林奇天生就富有寻求快乐的能力和陶醉于某事的强烈欲望，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得自信且富有创造力。他不是买T恤队伍中的一员，而是那个做T恤的男孩。“大卫是个天生的领导人物。”他弟弟约翰如此说道。
8.但我知道，“我们是谁”其实在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管这叫生死轮回，我也相信我们已经在人世间走了很多很多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自然规律。 在这一生，你的过往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访。想象一下打棒球：你把球击飞，直到球再触碰到某个物体，它才会往回飞。这期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空白空间，球也已经离开了很久。但它终将往回飞，向你的方向飞去，而你正是一开始击球的那个人。
我也觉得命运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否则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我怎么就能获得一笔独立电影制作者奖金，然后去了美国电影学院高级电影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Film Studies at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呢？你怎么就会遇到某个人，和她相爱，但就是没有遇到剩下那么多的其他人呢？你的天性已经在那么大程度上被决定了，虽然父母和朋友能产生部分影响，但你却一直还是最初的那个你。我的几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从一出生起就带着他们各自的小天性了。你有机会认识他们，你那么爱他们，但对于他们将来会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你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多事是注定的。不过儿时的经历确实能塑造一个人，我在博伊西度过的时光对我就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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