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随着西方商船和传教士来华，《道德经》开始传入欧洲。但是传教士先是关注到了道教，然后才知道《道德经》的存在。比如，利玛窦曾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论述道教起源于老子，但又说老子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直到1687年，柏应理才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序言中引用了《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但真正对《道德经》传入欧洲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白晋认为《道德经》第十四章的“夷”“希”“微”三字的合称就是“耶和华”的发音，意即上帝。这使得耶稣会士们激动不已，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和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开始着手翻译《道德经》。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完成于17世纪，傅圣泽的《道德经评注》系拉丁文和法文合译本，约完成于1729年。第三个译本是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1817年朱利安出版了第一个法文译本，1842年儒莲在巴黎出版了当时最佳的法文全译本，最早的英文译本是始于1868年的湛约翰译本，1870年最早的德文译本维克多•斯特劳斯译本问世，1828年丹尼尔·西维洛夫第一个用俄文翻译了《道德经》全文。
丁巍历经14年访求、考校，在《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中，对《道德经》的西文版本作了具体统计：英文182种、法文109种、德文240种、俄文12种、西班牙文2种、意大利文11种、捷克文3种、丹麦文1种、荷兰文10种、芬兰文1种、挪威文1种、保加利亚文3种、瑞典文4种、世界语1种、奥地利文1种、拉丁文1种、葡萄牙文1种、冰岛文179种、匈牙利文1种等。辛红娟则在《美国接受视域中的〈道德经〉女性主义解读》中指出，真正的英文译本应该是130多种，之前的统计包含了一些研究著作。所以，具体外文版本数量会因统计标准而不同，但《道德经》被称为除《圣经》之外非母语版本最多的书籍，是当之无愧的。
英文版《道德经》
早期的传教士译本一般是希望在《道德经》中寻求上帝福音在中国道教经典中的依据，出发点在于“旧约象征论”，即认为在所有文化体系中都会有上帝存在的符号和表述。但是，儒莲的全译本开始打破传教士的这种想象。借助传教士的工作，《道德经》对西方其他文化领域产生了影响。
如康德1794年发表《万物的归宿》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老子思想有关，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斯宾诺莎看到过《道德经》，但康德的比较反映出西方哲学理论对《道德经》的关注。黑格尔转引过雷慕沙的节译本，他把“道”理解为理性。尼采把《道德经》比喻为永不枯竭的井泉。著名现象学家海德格尔则与人合译过《道德经》的一部分。
自一战前后，面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困境和西方人生存意义的迷茫，西方学者开始检讨自身文化的缺陷，《道德经》便与诸多社会思潮结合起来。
概言之，世界各领域的现代文化学者对《道德经》思想的汲取主要围绕宇宙论和自然、无为理念展开，在前一个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物理学和生态理论；在后一个方面，各种自由思想、相对主义甚至女权主义都与之发生了联系。各种和平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也从中汲取了营养。
物理学家中，以耗散结构理论获得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普利高津曾引用《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说明自然界的自组织现象，他在《探索复杂性》一书中指出：“在开发系统之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现象是普遍的，它正在走向以中国‘自发形成’‘整体和谐’为理想的新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无疑正是《道德经》所描述的道与万物的生化关系。
而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章的托姆是突变论的创立者，他在《转折点》一文中说：“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与协同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确立并快速发展的三门系统理论分支学科，合称“新三论”。协同论的创立者哈肯同样表示过对道家哲学的赞许。
系统科学主要是对自然界自我演化规律的研究，与《道德经》的道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至于具体到宇宙演化模式，卡拉普、霍金等人的理论多次被人们拿来与《道德经》的思想进行对比。系统科学几乎与生态研究相伴生，系统论最初由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艾肯则把生命起源、生物进化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与自组织关联在一起，新三论都曾被广泛应用到生态研究领域。包括新三论在内的所有系统科学与卡拉普等人的研究都被应用于生态环境问题，系统科学如此对《道德经》的自然主义思想赞赏有加，生态研究中自然也注意到《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整体和谐思想。这方面以卡普拉和汤川秀树就生态危机对老子的感慨最具代表性。
卡普拉《物理学之道》封面
在无为理念方面，首先，自由经济思想曾受到过《道德经》的影响。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说：“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人们一般会谈起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他的学生亚当•斯密也以自由经济原理闻名。受系统科学影响较大的经济学流派是现代演化经济学，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在谈到复杂系统时就引用过“道生一，一生二……”。
最著名的受到《道德经》思想影响的自由经济学家是哈耶克，他提出人类社会“自发秩序”的概念，并认为对“自发秩序”最经典的描述就是《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所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但是，《道德经》的“无为”不是完全放任（从严遵注本可知），有限度的自由内在地涉及管理的内容。第三十二章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王弼注：“始制，谓朴散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意思是说，社会的发展是必然产生名物制度的，上古淳朴之世，名物初立，人们没有浇薄之心，后世名物制度的设立也要保持这种初心。言外之意，无为还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的。
实际上，亚当•斯密就曾论述过“根据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种应尽职责”：保护社会的独立、设立公正的司法机构、设立公共设施。而哈耶克也提出了“小政府理论”，主张政府只是提供那些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自发秩序”概念完全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组织。《道德经》把天道（宇宙的演化、外部事物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与人类社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于此可见一斑。各国政要引用《道德经》已属常见，世界名企的高管谈论《道德经》也成为很自然的现象，如伊藤肇、约翰•海德、安南•博格、爱博契特等等。《道德经》不仅影响到政府的社会管理、经济管理，还被具体应用到企业管理、人们的日常行为管理中。无为、清静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人们的奔竞营求等等具有更直接的治疗意义，卢川芳郎说：“《老子》有一种魅力，它在给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以一种神奇的力量。”如英国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就曾借助老庄学说批判英国的工业社会，表达政府应该清静无为和人们没有外在束缚的主张。
现代人处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所追求的目标实际是被外在社会意识挟裹，通过压抑自我而实现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个体性、批判性、超越性都消失了。人们日益感受到人性的扭曲，迫切希望回归一种简单生活方式，无为、清静、抱朴的思想正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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