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五点半就醒了，开始排奶、洗漱、换装、梳头。费了老大劲儿才给自己扎好两只小辫儿，我实在是不擅长这种类似“盲人”操作的精细活儿。
习惯了吃早饭，现在不能吃喝，肚子早已开始咕咕地表示抗议。为了转移注意力，便跑去有充电插口的地方给手机充电，一边充电一边看电子书。
住院之后，我利用零散的时间读书消磨时间，逻辑性很强的书不适合碎片化阅读，就读些人文类的、故事性的。前天读完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被苏东坡的乐观、豁达和诙谐幽默所感染，很有意思，让我无聊的住院时间获得不少乐趣。
这两天在读的是阿图·葛文德的《最后的告别》，讲述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在衰老面前如何抉择，以使在人生之末活得独立、体面、有尊严。虽然我还年轻，但住在医院里接受各种治疗和检查，也有很多感同身受的部分。
我不再一味埋怨为什么它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开始劝导自己接受病症，积极治疗。同时，我也打算接受自己其他所有的不完美，并与它们和解，与自己和平相处。
在跟病友们交流和与医护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医生的态度、专业度和敬业精神，治疗过程的流畅度等，特别是医生的人文关怀，时时刻刻不在影响着病人的情绪和自我判断。葛文德在书中也做了这样的探讨，医生应该是家长型的、资讯型的还是解释型的。很显然他本人倾向于选择给予顾问式指导并与病人一起制定治疗方案的解释型医生。我很难说我所在科室的医生们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会有这样的思考（原谅我或许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大概7:30左右，导医通知准备手术，去7、8号楼梯口等待。我问了几句，然后突然发现今天嗓子没那么哑了，整个人立时精神许多，好似一间阴暗的屋子被点亮，一切豁然。
不一会儿病号们都到齐了，导医大概说了下流程，然后预约好电梯，我们一行就开始出发去门诊9楼。这期间由于导医疏忽，发生了一些小曲折，病友们茫然而不甚愉快。不过通过互相打听和确认，我们决定独自前往门诊，不再等导医。
到了9楼的手术等候区，需要先输营养液，以保持体力。输了不一会儿我难受的饥饿感就得到了些许缓解。我不禁感叹，真乃神仙水也。
被营养液“浇灌”的我
等候区的房间里病患很多，大家因不同的病症从各个科室汇集而来。我发现竟然还有几个小朋友。小朋友的病号服很好看，但是扎针的那一刻无一例外都哭嚎起来，一个约摸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得尤为厉害，手脚乱蹬，身体一直不停扭曲，抗拒激烈。
然而医生的态度却让我无比愤怒。他们疾言厉色，凶煞无比。甚至在小朋友出门之后，一个男医生说：“要是我的小孩，我早就打他一顿了！”我惊愕无比。
面对未知，我一个大人尚且有些恐惧，更何况这些不谙世事的小朋友。他们哭喊是多么正常的事情，稍事安慰即可，如果不懂安慰就保持静默，交给家长安抚，何必那么大声，无端加剧孩子们的紧张和害怕。如果他们这么吼我的孩子，我怕是要反过来吼他们。
当我看到一个大概半岁左右（后来听说是4个月）的小宝宝进来的时候，胸中陡然袭来一阵刺痛。我一下子联想到我的曈曈，我简直没法想象如果她来受这种罪，我该多么痛苦。想着想着竟有点难过得要哭出来。为免情绪崩塌，我很努力平复自己，集中精神打字。
等待往往是无聊而焦灼的。因未知而忐忑，因恐惧而躁动。为避免负面情绪滋生蔓延，我又开始安安静静看书。这时，旁边来个老阿姨，大概也是因为担忧而话多，一直试图与我搭讪。我十分能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尽量去听懂她的方言并且以最大的真诚去宽解。
她问我是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是甲状腺囊肿，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然后我问，您呢？
她说：“我已经辗转两个科室了，从**科到**科，现在要做静脉曲张的手术。”
我实在没听清楚她说的那两个科室，也无意探究。但一时也找不到话来应对，只好重重点了点头。
她忽然又说：“我的甲状腺也有个结节，是不是也要治疗呀？”这话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这时她看向了我和我的脖子。我因为拖延治疗已经有悔意，所以深有感触地对她说：“如果不放心就去查一查，有问题一定尽早治疗。我如果早点治疗，可能会少受罪，术后恢复会更好。”
她若有所思，喃喃道：“如果再去检查，再做手术，那可真是在这医院呆不少日子了呀。”
没待回应她，就听到外面喊我名字，要我去手术更衣室准备。我来不及说句再见，挥挥手便急忙拎着液袋往外跑。
来到门口，医生说需要家属来，术中可能需要他签字。然而我左看右看没有寻到老雷的影子，电话打了两遍都没人接。医生帮我广播寻人，还是没出现。医生说你再找找吧。我赶紧跑到各个角落搜人，终于在一个拐弯抹角的旮旯里找到他，他正在打电话。他的电话永远没完没了，我很气愤，示意他赶紧起来跟我走。
等我再次回到门口，医生关上了门，叫了下一个号，我只能继续等待。这让我怒不可遏，但又无法当众发作，十分憋屈。假设我在手术中发生危急情况，而医生又遍寻不到他，我岂不是要死在手术台？！难道我的命还不如他的工作重要？！我越想越气愤，别着头不想理他，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浪费时间。而他大概意识到我的愤怒，挂了电话便来逢迎，拿过我手中的液袋，自己举起来。我依旧不理他，背着他自顾自坐在椅子上观察大厅里的人来人往。
正出着神，一个护士阿姨急匆匆推着移动支架径直朝我们疾走过来，口中还喊着：“小伙子，你这样可不行，回血了怎么办？”她说的是老雷，原来他在手机打字，便把液袋放到头顶了。
这个阿姨喋喋地责备道：“你看，输液管都空了！你这液袋放到头顶，液体都跑到后边去了现在管子里面全是空气。我还得费力把空气排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说，病人也会回血。幸好让我看见了。”
老雷不敢应承，我忙点头哈腰表示感谢。而心里的火又蹿升了一级。但是想到医生的术前嘱咐，切忌生气，避免血压升高导致手术取消。我只好努力平复，再次在大厅里寻找故事，转移注意力。
很快，液袋空了，我丢下老雷不顾，赶紧拿着去手术等候区找医生。医生给我重新挂上一袋，老雷也小跑着来到跟前，又移支架又挂液袋。然而还没等我坐稳，又听到喊我名字。
这次，手术是真的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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