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京发布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土地流转只能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前提。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设计土地流转政策，既不能破坏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又尽可能使得与基于三权合一的土地流转接近，其制度设计有三个要点：一是通过一定形式一次性买断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农户的集体土地承包权，使得这些农户不再以土地承包权获得租金或其他形式的土地利益。二是新增可承包的土地以一定方式向现有种地的农户集中。三是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到城镇就业居住，与农村脱离经济联系。
报告指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而演变成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农户自主经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同时形成了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普遍贫困以及高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原因。
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中国式小农经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每个农民不可分割的小块土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然而随着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尤其是农产品市场全球一体化，中国农业将不可避免地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竞争，而其背后包含着土地制度的竞争。西方农业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自由买卖和租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而中国农村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给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带来诸多困难。在拒绝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如何在中国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是一大难题，但却是当下中国农业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难题。中国土地问题既要求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高效率利用，又要能对基本经济制度给予维护。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导致农户抛荒的制度原因
报告认为，抛荒是土地流转成本高于土地流转利益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土地私有社会，如果土地对其所有者价值较低甚至不再需要，土地所有者或卖出或租出其土地而不会选择抛荒。这是因为土地流转大多以买卖的方式进行，流转的交易成本较低，要低于土地价格。比如，如果贴现率为5%，则地价为租金的20倍。这时，农户一般就不会选择抛荒，而是出卖，因为地价会显著高于土地交易成本。在土地私有基础上即便有土地租佃，由于租佃规模通常较大，租佃的单位面积交易成本也比较低，通常会低于租金，抛荒一般也不会发生。
土地抛荒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在中国，土地承包权的获得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集体无偿平均分配，不管农户是否需要。当农户不再需要其承包土地后，剩下的选择就是出租和抛荒。如果租金较低且低于出租的交易成本，则抛荒就是理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抛荒与集体土地所有制相关，是农户只有土地承包权而无所有权的产物。
农业现代化需要农户加大资本投入
报告指出，现代农业是资本密集型农业，表现为基于大规模家庭农场的高密集资本投入，这是现代高效农业的基本特征。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户就必须加大资本投入。有诸多因素影响农户的资本投入，仅就农户耕种亩数对农户农机具投入的影响进行分析，获得以下基本观察：一是，目前中国农户对农业生产投入水平相当低，且农机具更新缓慢。二是，大型农机具的使用会增加农作物亩产并降低亩均农机具和亩均劳动力投入，由此降低亩均成本。三是，农地规模的扩大会促使农户购买大型农机具，增加农业投入。由此认为，当下农户耕种面积过小是导致农户农业低投入的重要原因。要促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户耕种亩数，这就需要加快土地流转。
农民签订低严肃性合同体现经济理性
报告认为，农民在选择土地流转合同形式时，是基于合同总成本最小化的原则选择土地流转合同形式。随着土地流转租金的提高，流转时间的增加，流转双方关系的疏远由此导致违约成本的提高，农户更倾向于高严肃性的合同形式。随着农户户主受教育年数的增加，高严肃性合同的订立成本降低，农户更多地选择高严肃性的合同形式。这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农民极少通过政府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多农民的土地流转规模较小，因而所涉及到的租金较低，合同持续的时间较短，土地流转大多在同村村民甚至亲戚之间进行，农户普遍选择低严肃性的合同形式是理性的选择。
由此，政府不应不加区别地鼓励农民在土地流转时到政府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签订高严肃性的合同。政府在以高投入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时，要考虑到当下广大农户的土地流转规模小，所涉及的流转租金低，流转时间较短，大多在同村的亲朋好友之间流转等因素，因而大多暂时还不会到政府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因此，在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时，要把平台的建设与农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如果脱离农民的实际需要以高投入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而农民又很少使用这种平台，必然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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