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河，第一次在咱们群里分享东西，实在是有些诚惶诚恐，而且今天所谈论的这个题目，只能说是一次历史常识的普及，一次人物生平的简单梳理，它不像我以前讲过的那些东西，以前那些东西都是下过很大的功夫——但这一次却稍有不同，这一次属于现学现卖，并非我自不量力，而是觉得有关于宋教仁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值得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来一次抛砖引玉！或者说，对于那些不太了解宋教仁的朋友们而言，这也算是一种“启蒙”吧！
正如我在主题介绍里讲的:宋教仁被誉之为“中国宪政之父”，认识和了解这位民主先驱，无疑会对我们未来的政治转型起到巨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同时也是我们对先贤志士的一种深切的缅怀。
本次讲座，共计分为五个部分，下面正式开始第一个问题，一介书生如何走上革命之路的？
宋教仁于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也是一个“八零后”，宋教仁的故居距离传说中陶渊明不朽名篇——《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个“桃花源”圣地不足十公里，每到春和日暖、桃花盛开的时节，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此地一睹人间仙境，宋教仁的故乡真可谓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宝地。
宋氏家族原本是一个务农经商的传统家族，但是也慢慢的形成了自己读书习文的传统。在那个时代，科举做官不仅是很荣耀的事情，也是一个家族脱胎换骨的一种途径吧，比如曾国藩家族就成功完成了这种蜕变！但是很不寻常的是，宋氏家族虽然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做官，他们这个家族很可能是像王夫之那样，具有一种或隐或显的反满意识——宋教仁后来始终坚持一种反满立场，可能也是受这个因素影响。
宋教仁的父亲宋宗泮（pan，四声）读书也非常用功，甚至曾经因为读书过度而得了病（其实宋教仁在日本的时候有一回也是因为读书太劳累，加上感情上有个坎儿，所以得了病，后面将会提到）。宋教仁有一个哥哥叫宋教信，宋教信与当地的会党和绿林交往很多，这些会党除了互相扶助的宗旨以外，就是常常抱有一种浓厚的反满意识，天地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宋教仁后来参加华兴会的起义时，就借重了他哥哥与会党的这层特殊关系。
不过反满意识是一回事，真正走上反清革命之路却是另一回事。宋教仁六岁时就进了自己家族办的私塾，开始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给当时的读书人以强烈刺激，这个时候寻求改革、变法维新的呼声渐高，少年宋教仁虽然身处偏僻之乡，不能及时接触新思想和新学问，但是他关心时务和国家大事，以及爱好历史、地理的倾向却慢慢的显露了出来。比如说他当时无意中得到一把上面绘制有中国地图的纸扇，宋教仁居然如获至宝，到天冷了还爱不释手。
1899年春，宋教仁进入桃源县城的漳江书院学习，直到1902年才离开。宋教仁不喜欢八股文，但对历史、地理的爱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后来能写出像《间岛问题》这样功力深厚的史地著作，这种基础恐怕就是在漳江书院学习时期打下的。另外，就是从道光以后，以安徽籍和湖南籍为中心的一帮经世派学者，他们有感于时局的动荡，开始注重边疆史地研究，其中最有成就、最典型的学者就是湖南邵阳人魏源。宋教仁可以说接续了道光经世派的传统，后来也确实做出了相当的成绩，尽管他后来把主要精力都贯注在了政治方面，而且他的一生是那样的短暂！
宋教仁天性喜欢读书，带有一股浓厚的书生气质，虽然他带有反满意识，但是出于一种社会惯性吧，1901年宋教仁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获得了秀才资格（黄兴其实也是秀才，虽然黄家的祖训也是不做清朝的官，但是有个秀才的小功名，恐怕还是方便就业吧）。在十八九岁这个阶段，宋教仁的思想其实已经非常激进，被人称作“狂生”。当时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组织了一支反清的自立军，宋教仁就参与到了其中，不过是他秘密会员。后来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死难，但是幸存下来的自立军会员多半成了革命党。
出于对新学的兴趣，1902年宋教仁顺利考取了位于湖北武昌的文普通中学堂，这个学堂是倾向新政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同时还创办了一个武普通中学堂），实际上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中。宋教仁这一批其实正是第一届学生，也算是得风气之先了，这个学校开设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体操等十二门课程，学制是四年。
1903年是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一年，当时俄军趁着义和团之乱占据着东北地区，拒俄运动开始在这一年风潮激荡。与此同时，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与邹容的《革命军》迅速传播，吴禄贞等人在武昌花园山组织了一个聚会，这是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团体，宋教仁也许没有参与其中，但是他在学校里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畅谈革命，表现得非常突出。
武汉不仅是“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中部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宋教仁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新东西，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正是在这种新的地方和新的形势下，宋教仁开始不安于追求个人名利，而是迅速走上了一条反清革命之路，这当然是非常冒险的——这里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很多人以为孙文参加革命也完全是出自高大上的动机，其实并非那么简单，据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的记载，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就到了澳门谋生，还借钱开了中西药局，但是他并没有取得在澳门的正式行医资格，后来他受同行排挤，再加上药店经营失败导致债台高筑，实在混不下去才被迫离开澳门。正是他个人的这种失意，才导致他更加痛恨满清政府，实际上带有一些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1903年5月，黄兴从日本回国组织发动反清起义，在一次演讲中宋教仁与黄兴结识，两人很快就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为言论激烈，很快就被湖北当局驱赶回了湖南老家，宋教仁随后也回到湖南。1903年11月4日，这一天是黄兴三十岁的生日，宋教仁、胡瑛、章士钊等一群年轻人以祝寿的名义秘密商议成立一个革命团体，这就是“华兴会”，大家一致推举黄兴为会长——大家注意，这帮人基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可谓热情有余、智量不足的愣头青！但是他们原本又都是读书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激烈的反政府态度，肯定是与对清廷的绝望有直接关系的！
华兴会的宗旨跟早先的兴中会一样，当然还上升不到所谓民主革命，仅仅只是民族革命，即所谓“驱除鞑虏，振兴中华”。年轻的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中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参加和组织了长沙日知会、东文讲习所以及位于湖北的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
1904年春，黄兴与会党首领马福益举行秘密会谈，准备联合起来在农历十月十日进行反清起义，宋教仁除了担任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的协调、联络外，主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加上有些活动半公开化，以及会党较为散漫，这次起义最终被清政府提前获悉，导致计划完全暴露，黄兴等人被迫出走。宋教仁孤掌难鸣，不得不先行赶到了武汉，此时黄兴等人都已经到了上海，宋教仁眼见无法在武汉立足，也于11月17日赶往上海。
由于上海地区风声也很紧，黄兴又提前一步赶到了日本，宋教仁在上海呆了半个月，辛辛苦苦地筹集了一点路费，也不得已于1904年12月5日登上去往日本的轮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征程，实际上算是一段亡命生涯。
下面开始讲述第二个部分，宋教仁的知识结构与志趣追求是怎样的？
这里还是按照时间主线来讲述，显得有条理吧。
在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中国有大批留学生去往日本取经，一度在日中国留学生竟达到8000多人。日本当时流行着各种社会思潮，翻译、介绍的西方书籍也特别多，于是中国人就这样接受了日本的“二道启蒙”——其实这跟直接学习西方、接受“一道启蒙”差别巨大！
宋教仁刚刚到达日本，大概是出于联合全国反清志士的意愿，就破天荒地创办了一个全国性的宣传革命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这就是著名的《民报》的前身），因为以前那些留学生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观念，所办的杂志都还是以报道和评论本省事件为主。1905年6月24日，在安徽籍友人程家柽等人的帮助下，第一期《二十世纪之支那》顺利出刊，一个23岁的年轻人，到日本仅仅半年时间，就做出这份成绩，着实显示了宋教仁卓越的组织才能。
在一年后回顾杂志的创办过程时，宋教仁在日记中充满感慨地说道：“回思余初至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时……赞成者甚寥寥，反对者到处皆是。以陈星台（陈天华）之热心，而亦畏避之。经几次波折，几多之变换，始克出报。其艰难之境，及余当时之苦心孤诣，实不堪感慨系【xi】之矣。”
在第二期《二十世纪之支那》中，有一篇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文章叫《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它刺痛了日本当局，结果第二期《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方没收。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嫌猜和疑忌，大家于是决定将杂志名称改作《民报》。这个时候同盟会已经成立，有鉴于杂志社同仁多半已经加入了同盟会，所以杂志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同盟会的机关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同盟会这个群体里发挥了一种比较重要的作用。
来到日本的初期，宋教仁还没有认真考虑进入学校学习，他为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除了创办杂志以外，还到日本体育会学过徒手操、兵操、骑马等项目，为将来从事军事活动做准备。
1905年是日俄战争见分晓的一年，日本的所谓立宪体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促使中国的革命风潮更加高涨，以孙文为领导的兴中会、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以黄兴为领袖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渐渐有了合作的趋势。在程家柽的介绍下，宋教仁结识了一位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先是引荐黄兴与孙文二人见面，促成了未来同盟会的建立。1905年7月28日，在程家柽与宫崎滔天的引荐下，宋教仁与陈天华见到了孙文，孙文主张革命的大联合，获得宋教仁的允诺支持。
两天以后的7月30日，孙文、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程家柽等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黑龙会本部聚会，会上确定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成立，孙文所提出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大家所接受——“平均地权”这种主张明显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可能是孙文受太平天国影响，所以宋教仁后来不太提这个主张。不过从创立民国的主张看，孙文等人显然受到了美国、法国等共和主义的影响，但是推翻君主制绝不等同于得到民主自由。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宣布正式成立，因为孙文通过一种自我炒作，在国际上有点小名声，加上华兴会方面的拥戴，所以被推举为总理。黄兴被推举为执行部庶务，宋教仁被推举为司法部检事长。
宋教仁一共在日本呆了六年，这六年时光对于他最终成长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民主宪政主义者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05年以前，宋教仁思想里受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影响，还是以反满革命为主，但是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在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外，他的民主宪政思想也日渐走向成熟。
宋教仁在补习了半年日语之后，就能够进行笔译了，与此同时宋教仁还学习了一点英语，外语工具的掌握对于宋教仁在日本的立足、学习与活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帮助。1905年6月，宋教仁进入了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创办的法政速成科学习，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1906年2月宋教仁化名宋錬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壬班，因为他是插班生，所以功课特别繁重，宋教仁一天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最后他的毕业成绩是366人中的第23名，但属于壬班第一名，因为他是中途入学的，这个成绩还算出色。
宋教仁本来还打算升入早稻田大学本科继续求学，但是由于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失眠、头痛、精神不振，导致不得不辍学甚至于1906年8月20日进入医院治疗。宋教仁患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翻译太过劳累，精神与身体压力太大，第二个原因就是为情所困。
1898年的时候，宋教仁就在父母的安排下结了婚，到日本以后他认识了一位名叫西村千代子的日本女孩，宋教仁很喜欢这个女孩，有一段时间经常去找她。但宋教仁是一个有家室的人，道德、理智都不允许他与千代子结合，朋友们也不太赞成他与千代子来往，宋教仁可能也知道，以自己目前这种处境，根本不可能给千代子一种安稳的生活，最终只好忍痛割爱。
虽然在理智上控制住了自己，可是在感情上难免产生极大的痛苦——宋教仁是一个道德感、自律心很强的人，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人格就比很多革命者要高尚太多！从我个人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感受和认知出发，我觉得欲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国家，尤其是这种最为关键的转型阶段，大家就不能缺少了在道德方面的自我约束，道德自律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虽然我们不苛求有志于民主宪政大业者都人格完美，但是尽量提高一下个人的道德素养并不是多余的要求！我常常反思，孙文后来之所以走上那样一条偏激之路，跟他的道德感低下、对身边的人都不够尊重这些表现，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
从医院出来以后，宋教仁住进了宫崎寅藏家里，他的心情和病情都日渐好转，两个月后他又搬到了黄兴家里。这一次患病，应该是对宋教仁的一次很大的磨砺，令他在各方面都显得更为成熟、沉稳。
除了一般的学习和关注时事政治、政治法律制度、边疆史地、心学、哲学、心理学和财政学之外，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宋教仁为了谋生，也是为了学习，在日本期间翻译了大量的有关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著作，比如说长达六十万字的《比较财政学》，此外还有《日本宪法》4500字、《英国制度概览》6万多字、《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60页、《澳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很显然，正是通过这种辛苦的翻译工作，加深了宋教仁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政治制度、实际运作之得失的理解，这显然是他未来成长为“中国宪政之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不仅仅是像孙文那种欺世盗名、轻躁自大的不学无术之徒！因此章太炎曾经指出：宋教仁是革命党人里面极其少见的、也非常难得的对于民主宪政有真知灼见的同志（当然章太炎原话我不记得了，也找了半天没翻出来）。
我以前也指出过，汪精卫这个人其实更像一个文人，他跟宋教仁的知识结构就大不一样，如果汪精卫也精通西方的政治、法律之学，那么他绝对不会在晚清民初时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里我也要说，像宋教仁这样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而不是越少越好。
其实宋教仁之所以苦心钻研这些学问，当然不仅仅是考虑当下推翻清廷的问题，也是考虑到了推翻满清以后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剽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这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只知道整天嚷嚷着“推墙、推墙”，似乎墙倒了以后就一切万事大吉，岂不知那才只是第一步！对于国家大事，缺乏深谋远虑、只知道一味盲动是不行的。
当然有关于宋教仁才华最显明的体现，就是《间岛问题》的写作。间岛是一个地名，位于中国和朝鲜边界，宋教仁听说这一带有一帮反清的“马军”，其实就是土匪马贼，所以就想说服他们加入与同盟会联合。宋教仁的东北之行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略，但是他在东北很快就听到了日本方面想吞并间岛的阴谋，他深感此事关乎重大，绝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一面搜集证据和材料，一面参考有关国境问题的国际法书籍，最终于1908年撰写完成了一部长达六万字的《间岛问题》——这部著作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因为它包含了历史、地理、政治与国际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闪耀着一种爱国主义的光辉，也像一场及时雨一样，帮助清政府在就间岛问题的对日交涉方面占据了主动。
《间岛问题》一书获得了各方面的赞赏，主持外交部的袁世凯和那桐甚至希望宋教仁这个被通缉的革命党能够回国为朝廷效力，宋教仁本来就有“中央革命”的想法，所以也希望像吴禄贞那样潜入清政府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因为有些人不明真相，便写信来讥讽宋教仁，宋教仁为显示自己的反清决心，于是连化名领取的留学生公费也拒绝了。间岛交涉以后，袁世凯有鉴于宋教仁著书有功，便给他送来2000元酬金，宋教仁虽然生活非常困难，但为了彰显气节和立场，便将这2000块钱资助给了那些留日的穷学友们——这又跟拿了捐款不给大伙分的孙文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简单交代一下，就是宋教仁在化名领取留学生公费时，都有一种道德焦虑感，因为这也是一种撒谎，虽然有些迫不得已，可见宋教仁根本不可能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因为凡是这种不择手段之人，其道德顾虑、道德负担都很小，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可以随便牺牲！
撰写《间岛问题》，其实也体现了宋教仁的一种反帝倾向，这大概是继承了陈天华的反帝思想，所以宋教仁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烈。宋教仁对于日本的半立宪体制批评很多，对于日本的狼子野心也有诸多的警惕意识，这跟一心巴望着得到外援的孙文等人是不同的——在袁世凯时代，孙文上了日本的贼船而不自知，后来又一头扎到了苏俄的贼船上，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些都是他的极端功利主义、革命盲动主义、顾头不顾尾思想的体现！
下面开始第三个问题，辛亥革命前后宋教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自从孙文成为同盟会的总理以后，他的专断作风，以及在经费方面的黑箱行为，导致同盟会内部一波倒孙风潮的出现。
章太炎、张继等人要求更换总理，宋教仁也出面支持章太炎，但是刘揆【kui】一、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出面劝解，才使得同盟会暂时没有分裂。此后孙文依旧我行我素，导致矛盾不断加深，而他在1910年2月建立旧金山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也表现出了分离倾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一面与孙文互相打口水战，一面重建了光复会！
1910年夏天，宋教仁、谭人凤、赵声等人在宋教仁的寓所开会，筹备成立一个中部同盟会，以作为长江流域革命活动的领导机关。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宋教仁对于革命方略已经成竹在胸，在随后召开的11省区同盟会负责人会议上，他就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在边疆、边远地区进行武装革命是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是中策，在北方和首都进行则是上策！
孙文在两广地区搞的那一些起事都是下策，已经被事实所证明，而且即使侥幸站住脚，也容易引来外国干涉并造成国家分裂，所以与会者都不赞成继续在边地闹革命。但是在北方和首都搞，也很不容易，因为那里是清廷的腹心地区，防范比较严密，因此大家最终达成了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的策略——显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种革命方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体现了宋教仁的一种比较超凡的战略眼光，这就要比一般所谓书生之见高明得多了！而且当时宋教仁还提醒大家不要冒险躁动、不要鲁莽从事，而是要周密准备，争取一举成功，不能像孙文那样只知道为了给捐款的华侨们一个交代，而不停地小打小闹，以致白白牺牲同志——由此可见，宋教仁虽然年轻，但也显露出“老成谋国”的非凡智虑！
由于生计困难，债台高筑的宋教仁不得不于1910年12月31日从东京回到了上海，本来是想赚点外快的，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与日本的永别。因为偶然的关系，宋教仁结识了《民立报》的创办人于右任，两个人一见如故，宋教仁很快就成为了《民立报》的主笔。自从1911年2月起，宋教仁使用“渔父”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立报》也因此成为继《民报》之后同盟会最重要的刊物。
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总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它的主要领导人除了来自两湖的宋教仁、谭人凤之外，就是浙江籍的陈其美了。与同盟会东京本部总理独裁制的领导机制不一样的是，中部同盟总会采取了类似集体领导的合议制，但是实际上宋教仁还是这个中部同盟总会的灵魂人物，他还制定了具体的力争一举推翻清廷的革命计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宋教仁的计划和设想，经过周密准备的这次大起义定在1913年举行，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没想到的是在两个多月以后的10月10日就突发了武昌起义，从而引爆了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虽然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满清的目标，但是对于宋教仁而言，遗憾的是自己一方所掌握的力量还太小，因此还不能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中部同盟会最重视的地区是湖北和湖南，湖北的新军不像袁世凯的军队一样带有浓厚的私家性质，所以革命党人比较容易在湖北新军中生存和发展。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由于受到四川保路风潮的影响，武汉的起义工作得以加速进行，湖北方面派人到上海请求宋教仁、谭人凤或身在香港的黄兴到武汉坐镇，可是因为当时宋教仁接到了一封密电，要他小心从事，所以宋教仁一时犹豫，想要等到黄兴来到再一起赴汉。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武昌起义那么快就发生了，由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都没有及时赶到，致使立场保守的黎元洪当上了首义省份的都督，黎元洪的崛起产生了后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谭人凤后来不无遗憾地评论道：“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不过谭人凤在黄兴、宋教仁死后也对这两位杰出战友有所评价，他认为黄兴是“雄而不英”，宋教仁则是“英而不雄”——这个评价我认为基本到位，宋教仁其实更像一个政治家，而不是那种擅长组织、大手笔的行动家。
下面再继续讲一下第四个部分，在民国初年宋教仁是如何参与约法制定的？
可能正是因为宋教仁窥透了民主宪政的三昧，所以他对于清廷的立宪举动很不看好，因为清廷搞出来的东西本质上还是专制的，缺乏必要的“限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诚意，根本没有体现出立宪的真精神！事实也果然被宋教仁不幸言中，最终革命取代了改良！
通过一番比较和研究，宋教仁认为中国不能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如果给总统过大的权力，就必定引发专制的复辟，容易导致反复的革命，这是他从南美各国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中国应当采取内阁制，为了稳定和效率，要竭力避免当时法国多党制内阁的那种混乱局面，因此宋教仁认为最值得取法的便是英国式的两党内阁制，而总统可以成为英国国王那样的虚君——这种想法跟梁启超可谓是不谋而合，只不过梁启超早先并不是坚决的革命派！
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行到达武昌，宋教仁在武昌主要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了意义深远的《鄂州约法》，一件是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北大都督——前者取得了成功，而后者归于失败！
如前所述，《鄂州约法》是一部体现了内阁制精神的宪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与真正的民主精神，虽然湖北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个约法，但它的意义依然是非常重大的——《鄂州约法》的主要起草人和核心人物就是宋教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不愧为“中国宪政之父”的称誉！
姗姗来迟的孙文归国以后，国内政局为之一变，1912年1月1日，孙文宣誓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种冒然成立政府的举动值得我们后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在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时，孙文主张总统制，而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很多人不理解分权、制衡的理念，却误以为宋教仁是想做一个实权总理，结果弄得宋教仁百口莫辩，以至于最终让总统制的主张占了上风。
及至孙文的总统美梦破灭以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于是就多出了责任内阁制的有关规定。这种“因人设法”的行为，是一种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背离，使得那些旧官僚和军阀找到了敌视约法的借口【原本的总统制，被孙文等人又突然之间改成了责任内阁制，在赋予内阁行政权力的同时，保留了总统制下国家元首享有的若干权力，致使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不明，混淆了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界限，将临时政府规划成了一种畸形的政治体制，就像孙文后来搞出的那种“五权宪法”一样非驴非马，贻害无穷】——这也可以看做是孙文一派误国的一个例证！
实际上宋教仁对孙文一直不太看好，他在1910年的时候就曾对日本籍人士串户真左树一针见血的指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章太炎也一直对孙文相当不满，而且他也认为孙文根本不是能做大事的人，所以他指出：“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
重温历史，正是为了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其实我也在不断的思考：孙文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的出现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下面继续第五个话题，宋教仁为什么要组织国民党？
南北议和达成以后，当选为农林总长的宋教仁与内阁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离开上海，于1912年4月20日到达北京。
当然，民初的政局依旧是相当不稳定的，这个时候政坛上的三股主导力量分别是同盟会、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宪派。在推翻清廷的问题上，立宪派大多选择站到了革命立场上，但是到了民国成立以后，立宪派出于稳定局面、恢复国家元气等考量，开始倾向于支持袁世凯。
唐绍仪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6月辞职，宋教仁等人为了维护“责任内阁制”，也一并提出了辞职，袁世凯不得不于7月14日批准了他们的辞职。
除了同盟会以外，当时政坛上的主要党派就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共和党等，这些党派多半是跟同盟会采取不同立场的，而且他们出于稳健的考虑也大多拥护袁世凯。为了贯彻自己的两党内阁制的主张，以及壮大己方的力量以制衡袁世凯，宋教仁于是走上了一条改组扩党之路。经过一番努力，加上孙文、黄兴等的支持，8月底的时候，宋教仁“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的主张得到了落实，8月25日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全国联合会等六个大小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召开。
会上选举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九人为理事，宋教仁的票数仅次于孙、黄，9月初国民党各理事推荐孙文为理事长，但孙又命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国民党的组织和运作。
从以上可以看出来，这个民主政党“国民党”是基于宋教仁的理念和努力建立的，他是最直接的推动者，将宋教仁称为“国民党之父”也毫不为过。当然了，后来这个“国民党”变成了“中华革命党”，又进而变成了“中国国民党”，虽然名称上差不多，但是人员组成及组织理念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已经从一个民主政党蜕变为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革命政党。
宋教仁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一些成见，令他始终对袁世凯缺乏好感，而且同盟会、国民党一方也都不太支持袁世凯。这样就形成了民国初年国民党与共和党等对抗的真正实质，就成了一方防制袁世凯，而一方拥护袁世凯，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袁世凯身上——从而体现出了新生的民主政党的一些不成熟性！
而国民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则拼命拉拢各方人马来加入麾下，甚至于黄兴还曾试图说服袁世凯加入，袁世凯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作为他麾下的干将之一的赵秉钧却加入了国民党。虽然说国民党在成立初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但是它的声势和力量无疑是壮大了，到1913年初，国民党在各地胜选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国民党的最终获胜似乎已成定局，而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的局面也已经非常明朗。
1913年2月15日，从家乡桃园转道常德、武汉等地的宋教仁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此时的他可以说多少有些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上海却成为了宋教仁31岁的年轻生命终结的地方——更为悲剧的是，随着宋教仁生命的终结，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也跌入了深谷！
很多人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总是认为宋教仁的作为有点不合时宜，那意思就是说“一切靠实力说话”才是合乎时宜的。说实话，在那个时代，真正懂得民主宪政精髓的人，的确是没几个人，而积极去践行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连点希望都不能给后人留下，那不是更可怜、更可悲？更何况历史充满了无数偶然性，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固然会遭遇种种挫折，但未必就注定了会走向死亡！
在晚清民国，国际、国内环境确实都不理想，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大家都依然抱有顽固的专制思维，依然只知道蛮干，而不能像宋教仁那样思考和作为，那民主宪政岂不永远是一场美梦吗？而从反向来看，“一切靠实力说话”，当然也是很悲剧的，无底线的权力之争，激进革命所引发的恶性循环，最终把这个国家引向了巨大的灾难。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宋教仁对于来自各类政敌的加害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他不一定清楚究竟是谁、在什么地点来加害自己。而他却依然能够对这一切处之泰然，不辞劳苦地南北奔波，足见一种为国事鞠躬尽瘁的崇高的牺牲精神！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愿我们这一辈人能够沿着这些宪政先辈所留下的足迹，带着理性的思考奋勇前行吧！
好的，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就让我们先告一段落吧，下周敬请关注《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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