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的历史定位，前半截是“建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后半截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结论）。

陈独秀从一大到五大，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从职务上看，陈独秀好像符合“早期主要领导”的定位，也似乎可以视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但是共产国际对其远东支部的指挥系统，是独立纵向、隔断横向的指挥系统，以资金、情报、组织三大系统为核心。

刘仲敬在《无足轻重的文人陈独秀》里指出，李大钊掌握相当于今天达到一亿元的共产国际支部的资金，显而易见，陈独秀并没有控制资金系统。

共产国际的情报系统非常发达，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与情报部门的运作有关，而这种地下组织性质的情报系统，又是单独、直线与总部联系。陈独秀既然会在广州国民政府的国共合作期，几次针对关于共产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提出要“保持中共的独立性”这种愚蠢与无知的问题，说明陈独秀除了被真正了解与控制机密的情报人员耻笑之外，事实上完全无法染指情报系统。

至于组织系统，类似早期真正的实权派领导周恩来，并没有参加一大，而是直接在欧洲加入组织并接受组织的任务。周恩来一回国，就立刻担任监军性质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证明组织系统只能无条件听命于总部，绝非名义上的总书记。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陈独秀的所谓“历史问题”，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是不是“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应不应该为国民革命的失败负责？陈独秀是不是被当做替罪羊？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就类似于“画家画了一幅画，画里有个面包，你去问画家，画里的面包能不能吃”一样幼稚与可笑。

对于经历或了解1927年历史的人，不管《决议》怎么写，对这部分人影响并不大，因为这部分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于没有经历或不了解1927年历史的人，不管《决议》怎么写，对这部分人影响也不大，因为这部分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决议》的推出，其实主要是为了在暂时保存王明等人肉体生命的同时，从理论上消灭王明等人的政治生命。批判陈独秀的历史问题，有点类似“陪斩”的性质。如同一部通俗小说，小说里如果作者描写一位“左将军”，就不能没有“右将军”，如果作者塑造一位“左军师”，同样不能没有“右军师”，否则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