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如开篇所示，奈保尔的《大河湾》着眼于时代、种族、文化、发展等“高深”话题，作品中人物本身和故事便显得平淡和离散。主人公萨林姆带着对平凡生活的幻想从非洲东海岸来到河湾，经历了后殖民时代的动乱与和平、重建与破坏，见证了独裁者的冠冕堂皇、民众的无知自卑、外来者的嚣张。从本地人到移民，从非洲人到欧洲人，从主人到仆人，从商人到总统，在萨林姆的“审视”里，每个人都处在焦虑与不安之中，每个人似乎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除了萨林姆自己，纳扎努丁、梅迪、因达尔、费迪南、雷蒙德、耶苇特......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去争取“举足轻重”的位置，每个人又不得不“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
其实，一干“人物”中，雷蒙德确曾“举足轻重”过。
萨林姆通过儿时的玩伴因达尔认识了雷蒙德。在海岸的时候，因达尔让萨林姆直面自己对未来的担忧，“描述了一幅灾难般的景象”后，自己选择了去英国上大学，而萨林姆则被“挑起内心恐慌”选择逃离了海岸。“践踏着过去，你把过去踩烂”，是因达尔“荣归”非洲大陆后的口号。他住在美国人的“领地”，是理工学院的讲师，有自己所说的“组织”——“是大人物请来的”。
“大人物”就是总统，时间到了河湾小镇独立运动后“第二次反叛”的恢复期。反叛没有新意，照旧是“完全自发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宣言”，只是由于憎恨入侵者而宁可把小镇毁掉。总统的出手却很新颖，他的“白人”手下进入小镇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刚刚被派驻来不久的岩义上校、依颜达中士以及几个当兵的当场枪毙了。总统这样把恐惧带到镇上，让老百姓更加困惑，更加紧张，“第一次觉得独立后首都还是有管事的人，感觉到人人有份的独立已经到头了”。
小镇有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启动，“河湾的小镇又一次恢复了印度洋地区的人和欧洲人到来前的面貌”。与因达尔一起来到小镇的还有很多“客人”，他们也“带来了欧洲和大城市的气氛”。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有老师，有学生，有打着各种名号来帮忙的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刚发现非洲的人。总统的新军队也开进小镇，名正言顺地巧取豪夺，“他们相信凭自己的身份，索取是名正言顺的事。军官们级别越高，就越腐败”。与武士部落的旧军队还有一项非常显眼的区别，他们大肆显摆国旗和总统肖像，作为壮大声势的神物总是形影不离。
“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在这个总统的“大手笔”——被萨林姆称作“艳俗”与“骗局”的领地，因达尔把雷蒙德及夫人耶苇特引见给了萨林姆。雷蒙德是历史学家，听说总统看过他写的所有作品。他为人低调，却人人皆知是总统的白人亲信，领地的一切都是他在幕后操纵的——是总统派他来盯着这里的。在雷蒙德位于领地的家族晚会上，萨林姆“有幸”聆听了雷蒙德百忙之中的高谈阔论，关于他与总统的渊源，关于总统的言论、作为，等等。
总统的身世：有一个“来自一个比较小的部落，在一家大宾馆当女佣”的母亲。离开学校后“参加过一个政治俱乐部，打过各种零工”，后来无所事事。母亲求助雷蒙德，雷蒙德指点他必须参加国防军，“在军队里你不会爬得很高，但你至少能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至于军变中脱颖而出晋身总统，自然是后话了。
总统的能力：“他真是了不起。他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但我想大家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认可。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他把军队管束住了，给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带来了和平。现在大家又可以在国境之内到处旅行了——这种事过去殖民国家以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办到。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是用胁迫的手段做到的，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你们在街上看不到警察，看不到枪支，也看不到军队。”
总统的民主：“还有自由。不管是何种思想，也不管它来自何种体制，在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我认为，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想他不会想到搞什么审查。他觉得所有思想都可以为他的事业所用。可以说，他对思想是绝对渴求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这些思想。”
总统的制服：“不要忘了他的军队背景，也别忘了他母亲的宾馆女佣背景。她母亲一向穿着殖民时代的女佣制服工作......不过不是殖民时代的制服，这很重要。如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穿制服的人都应感到自己和总统之间有份私人契约。他们喜欢穿那身制服，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总统的肖像：直接引用了总统本人极富洞察力的回答——“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总统的演讲：“这些演讲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最有意思的是其发展脉络。要是你们看看这些演讲，就能明白我说的对思想的渴求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还很简单。无非是团结、过去的殖民统治、对和平的需要等等。后来就变得很复杂，也很精彩，说到了非洲、政府和现代社会。”“这些演讲稿能成为一本手册，激励整个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
关于总统肖像，雷蒙德以自己“核实这个问题”的过程进行了佐证。他在主楼外边故意对遇到的一个学生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被断然予以否定。再问起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年轻人“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雷蒙德由此断然指出，“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
而关于总统演讲，雷蒙德也表示其中当然少不了应景之作。他同时暗示自己正在做一个选本，“摘选核心思想”。他一再重申“能从这些演讲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宾馆女佣——遭受的屈辱感到深切的悲痛”，并对早些时候总统带着所有政府官员去朝拜“这个非洲女人的村庄”极尽赞许，则更像为总统耗费巨资在丛林里大肆建造一个个“圣殿”来纪念他的母亲，提供了理论支撑。
萨林姆振奋不已，却从因达尔那儿听到了对雷蒙德的另一面的评价。在因达尔看来，雷蒙德只是“挺会讲故事”，来到河湾的"新领地"也是因为大人物为了标榜自己的非洲血统而被放逐。总统现在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这情况人人都知道，雷蒙德还以为大家都蒙在鼓里”。而雷蒙德，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不想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到奉命行事的地步了。震惊之余，萨林姆翻开了雷蒙德的“著作”，更是“结果大吃一惊”。
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很长、有脚注、有图表，萨林姆却仍然承认“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比如在美国杂志上刊登的《球赛骚乱》、在比利时杂志上登的《失去的自由》，似乎好懂些。不过正是这些“好懂”的文章，在发现“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之余，且看萨林姆更新的发现：
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假装不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对于报道和社论背后的真相——三十年代首都的种族骚乱，欧洲咖啡馆和夜总会里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非洲城区的歇斯底里和恐惧——雷蒙德对这一切没有兴趣。在文章中，他根本没有和任何当事人谈论过，却对报纸亦步亦趋，把报上所有文章和评论以及里面各种微妙的政治因素都作了准确分析。
另一篇，关于传道士和赎救奴隶的文章，竟全是引述，只不过引述的来源从报纸变成了欧洲传道团的档案。为了说明这项事业是如此宏伟和严肃，雷蒙德列出了所有自由村的名字。然后，他从存档的书信和报告中引用了许多记录，力图确定每个自由村消失的时间。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去寻找原因，他的工作仅限于引述传教士的报告。谁都能看出“雷蒙德似乎对此一无所知”。他似乎从未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因此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宗教项目既残酷又无知——把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让这些人面临生人的攻击、绑架，甚至更糟”。
于是不可避免地，雷蒙德在萨林姆心中的“偶像”轰然倒塌。“他知道这么多，研究了这么多”，对非洲却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和感受！不但比不上因达尔、纳扎努丁，连马赫什——一个不为外界动荡所动的印度商人——也不如。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据因达尔透露，雷蒙德长年累月在书房里研究一箱箱的材料，他之所以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或许是因为他碰巧到非洲来了，碰巧是个学者，碰巧喜欢和报纸打交道，而这个地方各种新报纸层出不穷。
萨林姆承认，只有很短一段时间，“相信雷蒙德就是因达尔所说的总统的白人亲信”，让他觉得总统虽远在首都，而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还有生活，却显得是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从而让自己被带入政治的深层，认识到每一幅新的官方肖像的用意，每一尊非洲母子雕塑的内涵。此时的雷蒙德声望依然如故，即使总统已经觉得雷蒙德对自己不再有用，即使他想申请一份美国的工作却遭到拒绝，并且“仍旧那么忠诚——忠于总统，忠于他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还有他的过去”。
雷蒙德在无序的生活中，依然始终遵循为自己制定的准则，包括不断为泛滥的与总统母亲有关的圣殿与祭拜行为辩护，直到终于等到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确信选编的总统演讲稿得到了认可，最终出版的却不是雷蒙德所编的“长篇累牍地摘录演讲的内容、中间穿插着评论”的那本，而是一本薄薄的思想语录，“叫《格言录》，每页印着两三条语录，每条四五行字”。
《格言录》的强制发行并不成功，虽然报纸一开始说这书供不应求。雷蒙德这时又站出来为总统辩解：“他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这向来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民近乎残酷的幽默。最后他可能会发觉自己采纳了错误的建议。”这应该是雷蒙德最后一次公开为总统“尽忠”，因为在萨林姆眼里，雷蒙德也变得“害怕被打发。一打发，他的工作、房子、生计，还有那一份小小的安全就都没有了”。当总统一声令下夺走萨林姆辛苦创业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把它收为国有时，雷蒙德也不知所终。
现在来理一下雷蒙德的政治生涯。原来在首都做老师，步入中年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未来总统的母亲，并“建议那孩子去参军”——他对那绝望的非洲孩子心怀同情，这份同情可能混杂了他对成功者的一丝嫉恨：雷蒙德也许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由此与未来的总统建立了很不寻常的关系。独立革命之后，“那孩子”当上了总统，把他提拔起来，让他“举足轻重”，享受到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总统一方面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洲人，雷蒙德因此又被总统为标榜“回归传统”而放逐。他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为了回避接受命令，甚至于干脆提前考虑命令，直至“无足轻重”而后“自生自灭”。
总统在制造骗局，一边强调自己的非洲血统，攻击殖民者的强权，一边用自己的强权，拙劣模仿着西方外在的繁华。当地人和外来人都已知道这是骗局，而作为“欧洲文明的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雷蒙德，在曾经的“举足轻重”时，对于总统排斥与践踏西方文明痕迹后重建或者说“模仿”的不伦不类的所谓“非洲新文明”，除了对以断裂的方式跳过殖民者的历史进行抹煞与粉饰，便是“有哪位统治者把非洲丛林变得这么神圣”之类的摇旗呐喊与鼓吹。同样，作为非洲问题的专家，却不敢面对非洲的现实，让他的非洲终究只停留在官方报纸、杂志与文献中。其实，他仅需走出家门便可看到真实的非洲，却宁愿选择躲入书房，生活在概念的世界中，自己欺骗自己，去写一本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出版的非洲历史书。
尼采在对施特劳斯的历史学进行文化批判时，曾刻画过一个“知识庸人”的形象。知识庸人把一切追求都限制到历史学的沉思上，只看到贴近当代事物的志同道合者，在其中自得其乐地重新认识到与自己的相似性。这无疑暗合了雷蒙德的“挺会讲故事”与所谓引经据典，其不是也如同施特劳斯一般，坚信自己才是“纯正”的“欧洲文明”与“非洲新文明”的标准表现？不仅如此，雷蒙德还继承了庸人性的突出征兆的犬儒主义，正是凭借这种犬儒主义，他不仅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甚至以此为豪。如此，连他的结局都让尼采给判定了：“知识庸人的天国在于，寄生虫如何在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的体内艰苦度日。”——信然，只不过雷蒙德将“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换成了“大人物”，艰苦做了一个众人口中的“给总统开路的白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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