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个人

怀念一个人

如果你对三亚这个城市的文化史、文学史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1997年的年初，三亚市文联换届，新主席把原来的《鹿回头》杂志更名为《三亚文艺》。更改刊物名称之后，这个刊物办了一年，前后一共出过五期。这件事，我也参与其中。

说起来，这份刊物真可谓命运多舛。自从她诞生之日始，就一直被经济拮据所困扰。当年三亚市政府可不像现如今那么财大气粗。那时财政收入差，每年能拨给文联的活动办公经费少得可怜，大约就一二万吧。发了人员工资，就没什么钱了！而时任文联主席的邢福泽先生又是个有文学理想的人，一直想办一个高质量的文学刊物，只可惜生不逢时。

我们最初办刊是跟市内的一家单位合作。他们不差钱，每期给《三亚文艺》1万块钱的编办经费。《三亚文艺》则从64个页码中，拿出4个页码作为回报，为他们做业务宣传。

有了这样的财大气粗的合作伙伴，刊物的印刷费、编辑费、稿费就全部解决了。本来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但因为有内部人去挑拨，办了四期之后，合作单位就中止了合作。那时，《三亚文艺》刚好办了一年，出了四期。原来从新疆借调过来、主编刊物的一个作家谭方辉先生也因此返回了新疆。

其时，我的手头上还有一批为《三亚文艺》第五期所组的稿件，编辑部已经把稿件全部编辑好了，只是手里没有资金，没有办法印刷。有时，路上碰到有投稿的作者询问，杂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呢？这问，虽然不干我的事，却也会让我有点难堪！

我也不知道邢福泽主席是怎么找到陈鸿达先生的。总之是，有一天邢主席突然通知我，《三亚文艺》五期的印刷资金有了。据说是一个梅山老板愿意出资赞助我们。

记得是一个上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现在的创新城、光大银行所在的那个十字路口。邢福泽主席带我过去找这老板拿钱。于是，我们就相识了。留意了一下他的相貌，是一个眼睛小却有神，薄宽嘴唇，身材偏矮但充满活力，嘴角常常挂着微笑的中年男人。

记得他把一只装有5000块钱的、白色的塑料袋子交给了我。钱一拿到手里，我就下意识地打开袋子，想拿出钱来点数一下，然后再给他开一张收据。他看出了我的意图，说，别拿出来了！刚从银行提的。不用开收据，拿去用就是了！这话，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很大气。我想想也是，他是在花自己的钱，也不问你要什么发票、收据之类的东西，多一张、少一张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了这一笔钱，《三亚文艺》的第5期就这样艰难的出世了。因为经费的不足，我们发不出稿费，当然也没有什么编辑费。但能让《三亚文艺》第五期这个“孩子”生出来，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以上说的这件事，发生在1998年的年初。

因为陈鸿达先生的赞助，让我们相识了，也成了朋友。我在和他的交谈中，大略知道了他是三亚市梅山地区的人，年青时曾经在南京军区当过兵。他谈到了在南京军旅生活时认识的一些军旅作家。看得出他喜欢文学，有一个作家的心结。他说，以前也写过剧本、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他说，他想一直赞助《三亚文艺》。这一点我相信。只是后来情况发生了突变。他告诉我，政府冻结了当时牙龙湾的所有土地。他在牙龙湾有一块地产，原来是打算交易变现，却突然碰到这种特殊情况。他眼下只能把重心转移到家乡梅山去经营果园林木。为此，连他的一辆专用车也变卖了，还辞退了司机。看来，他真的是在资金链出了问题。

之后的十几年间，我们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来往。我记得，有一年，我还帮助他搞过一个兴隆会展商业刊物的招商策划案，但那个策划项目最后是无果而终。

到了2010年，我第二次编办《三亚文艺》。这个刊物原来名称定的是《天涯文艺》。在上报省文体厅审批时，他们认为刊物名和现在的《天涯》刊物，名称上有相似之处，所以名字还是叫《三亚文艺》。这个刊物出来不久，我又见到了他。我把新杂志和我的刚刚出版的小说集《阿陀朝雨》送给他。他显得非常高兴。交谈中知道，他现在人不常居住在三亚，一直是在国内各地跑。应该是在作生意吧。感觉他行事一直很低调。我问他，具体在作什么？据他透露，他眼下是在某某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正在三亚海棠湾筹建一家七星级酒店。他好像在里面当个副总什么的。我还看到，他当年辞掉的司机又在跟他干了。他一直在关注《三亚文艺》这个刊物。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刊物。每一次见面时，他总会问我，资金够吗？我说，现在的编办刊物的经费全部是由政府专门拨的。钱的事不用我管。我只管给他们编。

再一年，他搬离了市政府二办附近的家，住在胜利路的上岛宾馆。之后的每一次印刷厂把刊物印好了送过来后，我都会打电话通知他。如果不是他在外地出差，都会约我早上多少点在胜利路的上岛咖啡厅喝早茶见个面。我呢，会顺便把新出的刊物带过去。见面时，我常常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他聊刊物的情况。他则是一边和我闲聊，一边翻看着我送过去的新刊物的内文。他会时不时和我讨论一下刊物上新登出来的某个熟人的作品。

2013年，到了新版的《三亚文艺》出刊出到第十三期时，情况又突然有了变化。三亚市群艺馆方面换了个新官。这个半桶水的小吏突然提出要改版。要搞主旋律，要突出他的管理单位的政绩。甚至刊物封面的刊物名题字都要改！一个办得好好的、大家认可的刊物眼看着要毁在一个无知的小官吏手里。如果听他的，按照他的主意办，刊物肯定会被搞得不伦不类。而且他已经在物色听他话的人来编辑。我的心情不免有些郁闷。说真的，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清一个文学文艺类的刊物怎么就要紧跟政治？我们的理念不同，没法合作。

那一次，我们是在三亚湾路的福山咖啡厅见面的。文友周运卓先生也在。他们是梅山老乡。这也是我和陈鸿达先生所见的最后一面。我谈到了《三亚文艺》的新情况。我告诉他，编辑完手头的十四期，我就会退出了。

他悠悠地说，既然官办的办不下去了，你就自己办一个呗。我来出资！他说这话的时候口吻显得很非常平淡。但我知道，他应该有这个经济实力，而且是认真的！他的态度让我很感动。我想起十多年前，他在经济那么拮据的情况下为当时的《三亚文艺》慷慨解囊。他的雪中送炭，还有他一诺千金的诚信。只是，我不知道他眼下的财务状况如何，担心过多使用他的资金，会给他带来不便。我说，一期最少需要一万五块钱左右。我们一年办四期，你看怎么样？他说，你可以多办几期嘛。我说，那好，就办六期吧！你让我先做些前期准备工作。

我的计划是先要到周边的县市去走走，看看海南岛南部的各县市有多少文学人才资源。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把新办的刊物叫《三亚湾》。

到了年底，我把办刊物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我想到先打个电话把情况告诉他。记得那是一个上午。当我把电话打过去时，手机里居然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陈鸿达。电话里年轻人说话的声音有点郁郁，说，我爸他走了。走了？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我听错了。再问，什么？他去那出差了？手机那端再一次重复说，他走了，是脑溢血。8月18日走的。我是第一时间就懞圈了。缓过来后，我问，现在他人呢？手机里他的儿子说，已经送回梅山老家安葬了。

一个朋友、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而且消息也来得突然。我一时间反映不过来，头脑一片空白。也不知道应该对手机里他的儿子说些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陈鸿达先生是个儒商。所谓儒商，就是那种有文化口味，有文化追求的商人。在眼下这种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各种各样的追求。有人喜欢麻将，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跳舞，有人美色，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喜欢文学。

有人把人类的生活分为三种，一种是物质生活；一种是精神生活；一种是灵魂生活，也就是宗教信仰之类。实质上，大分也无非两种。喜欢文学，是精神生活。在我看来是一件高雅的事情。我也一直在追求我的文学理想。我是想用办文学刊物的办法来提高本土文学作者和阅读者的文学欣赏水平。为此不惜投稿宝贵的精力。而有陈鸿达先生这样热心人士的支持，让我更有前行的力量。而怎么回报陈鸿达先生支持呢？我想，文人嘛，只能用这些文字表达一种怀念之情了。

有人会问了，要文学干什么？文学有什么用？让我来告诉你吧，文学让人心灵丰富，让人更有文化涵养，让人高贵进而激发人的创造力。文学会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今年的8月18日，是我的朋友陈鸿达先生去逝的周年忌日。一转眼，他离开我们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眼前还时不时浮现着他的音容笑貌。但此时，我只想问候他一句，鸿达，你在天堂还好吗？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