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多了有一点好处,就是随时随地能够为自己的尴尬,找出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落魄的孔乙己尚能把偷说成窃,极其勉强的为自己挽回些颜面。而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君子们,则更能引经据典,把自己的行为形容的磊落。
孔夫子的思想既讲究恕道,也讲究直道,“犯而不校”、“人不知而不愠”是为恕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为直道,恕道也好,直道也罢,任何一道拿出来看看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两者放在一起,乍听起来却是矛盾的,这儒道就有些左右逢源,两头堵的意思了。所以在面对挑衅的时候,不论是愣头青般冲上去,快意恩仇的干一仗,还是记在仇恨的小本本上,睚眦必报,日后有机会慢慢找回场子,甚至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可以不受指摘的。
这些为自己的行为所找到的理论依据,在别人看来却未必是依据,也很可以被称作借口。到底是依据还是借口,就很难扯得清楚了。“吾与徐公孰美”,在亲近的人认为是依据的,在路人、仇人看来则可能就是借口。在韩信没有发达之前,对于胯下之辱,以众人的眼光,是忍辱负重还是忍气吞声?胯下之辱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津津乐道的佳话,是因为有人钻了胯?还是因为钻了胯的人是淮阴侯?西施捂着胸口皱皱眉令人心动,东施也去捂着胸口皱皱眉就让人心悸了。
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一切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圣贤的句子当做金科玉律,若是把一两段句子拿出来当做圣旨,张口闭口“什么什么事是某某说的”,那便是教条。如果犯了教条的毛病,那么这些圣贤的句子,就成了可以美颜的摄像头,管你是美是丑,拍出来的照片都是美的,既骗了别人,久而久之也骗了自己,而事实上的美丑却没有改变半分。
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握那些句子里的本质。什么时候该恕?什么时候该直?怎么做是恕?怎么做是直?我想,还是要从一个“仁”字出发,至于这个“仁”到底是什么?便是个难以用语言来准确描述的东西了。还是孔夫子的反问有些参考意义,“汝心安否?”做了之后心安,这心安不是强做心安,而是自然而然的心安,那么所做的,才可能是正确的“恕”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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