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神话的命运：逐步纳入一种所谓史实的狭窄轨道，被后世当作历史上一度曾有的事实对待。在正统教条主义的严格而理智的目光下，一种宗教的神话前提被当作历史事件的总和而加以系统化，而人们则开始焦虑不安地捍卫神化的威信，同时却反对它的任何自然而然的继续生存和繁荣，神话的心境因此慢慢枯死被宗教对于历史根据的苛求取而代之。
她们慢慢地衰亡，而在他们行将熄灭的目光前，已经站立着更美丽的继承者以勇敢的姿态急不可待地昂首挺胸。
艺术家凭什么承担义务，要去迎合一种仅仅靠数量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呢？
既然已经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事情，谁还肯耐心等待它们真的发生呢？
悲剧的效果从来不是靠史诗的悬念，靠对于现在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惹人的捉摸不定，而是靠重大的修辞抒情场面，在其中，主角的激情和雄辩扬起壮阔汹涌的洪波。一切均为激情而不是为情节而设，凡不是为激情而设的即应遭到否弃。
苏格拉底相信他有责任匡正人生：他孑然一身，孤芳自赏，作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和道德的先驱者，走进一个我们以敬畏之心探其一隅便要莫大幸运的世界里去了。
在一切创造者那里，直觉都是创造和肯定的力量而知觉则是起批判和劝阻的作用。
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说明真理”，且不说诉诸“不具备多大智力的人”，甚至不能诉诸哲学家：这是拒斥悲剧的双重理由。
这里，哲学思想生长得高过艺术，迫使艺术紧紧攀缘辩证法的主干。
谁能无视辩证法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因素呢？它在每个合题中必欢庆自己的胜利，只能在清晰和自觉中呼吸自如。这种乐观主义因素一度侵入悲剧，逐渐蔓延覆盖其酒神世界，必然迫使悲剧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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