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是我挚爱的画家,没有之一。
每次看到梵高的画作,尤其是他中后期的作品,眼睛都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
炫目、颠狂、纯粹、迷醉,或许这就是梵高。
自画像他的一生就如同食指在诗中所说: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样悲壮。
细细读过梵·高的生平,恍然这个燃尽自己的灵魂,在世界绘画史上烙下金黄色印记的人,竟然纯粹得像个刚降生的孩子。
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他年轻时也做过传教士。那时的梵·高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信徒。
以至于多年以后,梵高在巴黎遇见了左拉。左拉对他说,在给《萌芽》收集素材时,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听到人们讲述了一个基督式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文森特·梵高。
可惜,他传教的地方偏偏是博里那日。和19世纪大多数的矿区一样,博里那日的贫穷、困苦超出一般人的想像。那里的一切对于一个像水晶一样纯粹却偏偏笃信上帝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在,那也一定是个瞎子。
这种情绪在19世纪并不是唯一的。战争,贫瘠,信仰的崩塌,让众多人相信“上帝死了!”。
但梵高的不同则在于他放下了《圣经》,却拿起了画笔。
他把自己变成离经叛道的悖教者,却以另一种方式将灵魂进献给信仰的祭台。
星夜这是他的悲剧,却是全世界的幸运。
如果他不是在27岁时拿起画笔,那么他度过的可能就是平淡安稳的一生。但是今天的世界绘画史上,就会少了一轮金黄的影象。
世界中一个领域的辉煌,竟然是以其中一个卓越灵魂的挫骨扬灰为代价的。
这种悖论让人不由想到,如果真有帝那也该是个善于捉弄的促狭鬼吧。
世界上总一些城市是让人心升向往的,虽然原因各不相同,迷恋普罗旺斯则完全是因为梵高。那里有太多他的印记。
巴黎本是众多艺术家的天堂。但梵高太特别了,所以才会在一年之后一身仓皇的“逃出巴黎”。
他奔逃的目的地就是普罗旺斯的阿尔。可以说他的选择是正确的,阿尔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梵·高。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曾这样描述“那里的太阳又大又圆,发散着金色的射线”,通透、灿烂、蓬勃,也自此奠定了梵高画作的基调。
电影《loving vincent》里,提到了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
“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
他做到了。
夕阳下的播种者 夜间的咖啡馆阿尔给了梵高澎湃的创作源泉,他甚至兴奋致信好友高更,邀请到共赴这片灵感的天堂。
可惜,与梵高一样,高更也是一位极具个性的画家。两人的理念日益相左,终于在一次与高更的争论中,梵·高长期以来潜伏的精神分裂骤然发作。狂乱中他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随后被送进了圣雷米修道院里的精神病院。
此后的两年里,他的病症反复发作,又不断加重。但这段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却是他最多产时期,这不可不谓是一个奇迹。
1890年5月,他离开了圣雷米到达巴黎郊外的奥维尔,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那时,他的精神世界早已经分崩离析,从他最后的一幅画作《麦田群鸦》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此时的压抑、颤栗、迷惘与绝望。正如他在给弟弟迪奥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我以生命为赌注作画,为了它我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
这幅画可以说是梵高自戕前最后的灵魂印记,一份留给这个他所无限热爱的世界的无声的遗嘱。
麦田群鸦1890年7月27日,他站在画中的那片麦田里开枪自杀。枪声震起一群乌鸦仓皇飞去,景象就如同那幅《麦田群鸦》。不知那最后的一幅画是不是他为自己所做离殇。
两天后的7月29日,在少数几个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死在了暂住的旅店里。六个月后一直追随、支持他弟弟迪奥也随他而去,按照他的遗愿和哥哥梵·高并排葬在了奥维尔墓园。
有时,禁不住在想,迪奥是梵·高一生中唯一的支持者,是否是担心哥哥在天堂里也会像在人间那样遭到冷遇,所以才会这样急急地追随而去。时至今日,他们的墓前总是堆满了向日葵和麦穗。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对他们最深的敬意和热爱。
冯骥才曾说:真正伟大的艺术,都是作品加上他全部的生命。
而每一幅融入绘者生命的画作,也都有着某种自然而神奇的力量。可以跨越时空与空间的沟壑,牢牢吸引住每一个注视着它的人。即便不幸离开,也会不自觉的留下一部分灵魂。
只因为,炙热的灵魂,本自相通。
挚爱梵高,如同挚爱自己血液中如他一般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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