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皇帝是一种权力动物
中国的政治是早熟的，这种早熟就在于当古罗马还在迷茫中寻找一种掌控巨大帝国的方式的时候，古代中国人就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凡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从上到下，掌控整个国家中每个人的力量，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进行服务。这种政治的运行机制为整个中国历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汉武帝灭匈奴、征大宛，十万铁骑封狼居胥；唐太宗伐高丽、讨越南，无一不是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机器所达到的，但这个国家机器，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中，权柄只为一人掌握——皇帝。
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成了一部帝王家史。皇帝一人，重不逾百斤，长不过八尺，但以一身影响一国国运之兴衰。他稍微动动手指，影响无数人的身家性命，他掌管无数人的生死，在整个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构建了由无数琼楼玉宇造成的宫殿，以供他休息。数千最迷人的少女被选出来，囚禁入皇宫以供他享乐。数万名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阴阳人，以服务其起居。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多的就是好的，也许自身的贫穷让人们不习惯于思考，正如朱元璋对其子孙所做的，把幸福用物质来衡量，他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规定了最丰厚的年俸，但这最直接的后果是让所有的后代成了猪一般的动物，失去了志向，失去了动力，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生孩子，其他？他们还有其他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末年死的最惨的也正是这些王爷。而这其中最惨的又属万历皇帝的小儿子福王朱常洵，生就被李自成吃了成了一锅“福禄宴”成为天下笑柄。
正是把幸福物质化的民族习惯，中国人让皇帝成为了世界上最讲排场的动物，皇帝制度的核心就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铺张浪费。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夸张到令人费解。
以衣为例，皇帝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朝服，便服，睡衣。这都罢了，为了给皇帝做衣服，明清两代都有专门的织造局，有尚衣监专门负责做衣服，用的都是江南所产最好的丝绸。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甚至为了储存皇帝的衣服，要建立专门的宫殿，溥仪回忆录中说衣服是大量的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看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就做了四十九件衣服，但这些衣服大部都是白白的放在库房中坏掉的。
溥仪像
吃这方面，吃的都是全国各地最好的特产，江浙的白米、山西的白面、虎跑泉的泉水，皇帝喝茶泡的水都是专人去接的山泉水，甚至想吃荔枝都要从广东运来，所以杜牧才有感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唐朝皇帝与明清皇帝比起来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住这方面，无论是雕梁画栋的紫禁城，还是热河西安的行宫，哪怕在逃亡的路上，皇帝的排场也不能少，圆明园、颐和园不过是皇家的私人园林，极尽繁复之能事。无数能工巧匠，费尽心力，不过是让皇帝住的舒心而已，圆明园之所以能称为万园之园就是因为其好建筑的精巧繁复，各具特色，甚至还有西洋的喷泉点缀其中，住之一事可谓极矣。
说到行，皇帝要出巡国土，几个月之前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宽达十几米的大道，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人出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此而过。一路上各地官员还要上供各种美食、贡品，回来的路上还必须重新修一条路。
这种无意义的形式上的铺张、浪费、毫无道理，以至于这种庞大繁杂已经成了一种负担。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摆设，象征着皇帝的权利。但真的没有多少人愿意享受这种排场。紫禁城庞大的殿宇不过是另一种囚笼，所以没有几个皇帝愿意在这呆着，所以一年到头皇帝更愿意去热河的避暑山庄、圆明园居住。每顿饭的几十、上百道菜更没有多少皇帝愿意去吃，口味形式都让皇帝自己感到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多数的皇帝都自己设有小食堂，做更符合自己胃口的饭菜，也不管只能吃三口的规定那一大堆菜不过是神前的供品，形式日久以至于到最后菜端上来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是凉的了。衣服就更多的是大量的做而不穿了。
但这种铺张浪费居然是不可省略的，因为这是整个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实是太庞大了，所以皇帝治理天下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方法。所说，康熙的御座边上有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所有地方督抚大员的人员名册，对于康熙来说这就是他整个帝国。
所以为了治理这个国家皇帝必须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所以事情都一刀切，让这个世界简单明了。
传统中国仿佛是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上层想象了一个社会的框架，然后让整个社会好像这个样子去进行，西汉初期的井田制、征税法也是这个思路的产物。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要安于自己的位置，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要，每个人身上都系着一个标签，你要做的就是安份守已。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上对下、父对子、夫对妇都是如此。每个人都被等级制度牢牢锁定，而这种观念是深入整个社会每一个群体的。
正是如此，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皇帝们设立了一整套的等级制度。如朱元璋就把整个社会的每个级别的人的衣、食、住、行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的十分详细，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有意思的时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也规定了一系列类似的等级制度，制度的破坏者在建立新的制度的时候也了无新意，不禁是一种讽刺。
这种思路和几千年韩非子所说的“台阶论”如出一辙，我只看出几千年的时间，不过让专制这种制度在一路强化，更泯灭人性罢了。
正是在这种思路下，催生了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形式主义。
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其实是一种在宏伟蓝图构建下所创造的想象，落实到生活中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亲爱的明太祖朱元璋同志严禁商人穿丝绸，农民可以穿丝绸。但这个制度实际实施下来名存实亡了，商人穿得起丝绸不让穿，农民可以穿丝绸但穿不起制度的不切实际让执行起来几乎没有办法实施。
所以流传中国几千年的形式主义便泛滥起来了，商人们照旧穿着丝绸做的衣服，用红漆涂红大门以示富贵。所以在海瑞开始狠抓社会风气的时候，才会有富人把原本朱红的大门又漆回黑色的怪事，整个国家的人们都陷入了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状态，执法不过是为了收钱的巧立名目而已。所以为了糊弄上面形式主义便成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下来的必备的生存技能，从几千年来始，中国人就明白执行，不过是说一套做一套，而现在我们也没能改掉这个习惯。
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是早熟的，以至于没有以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建立起来的治国手段，就统治了如此大的国土。所以传统的中国的治国手段便不可避免的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皇帝们总是在一个大大的框架下妄图建立一个一成不变的理想社会。
中国人的治国思维是静态的，崇尚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用礼、刑、法构建了一个大的社会框架去治理社会，让现实的人去适应这个框架。从中国早先的制度设计中我们总能看出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西汉初年创立的井田制就很明显具有这种色彩，理论上这种制度是可行的，但在实施过程中除了在大平原上能有这种大片的平地，在其他地方地形山路崎岖，怎么可能划的出那么多的“井”字？无非是各自分田之后，再划出一块公田供人耕作罢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纲常礼教建立起来的大家族，人永远不是自由的个人而是依附于家族之下的附属品，而家族又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所以家、国、天下就是中国人朴素世界观下的世界模型。而皇帝也就是天子就是这个天下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最大的家长，但历数中国数千年能当好这个家长的人有多少呢？正是因为家长的存在，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除了家长再无人对这个家负责也正是传统中国的特色国情，在中国历史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恨情仇。
二、皇帝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也许每个中国男人都有一个皇帝梦，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种想象很美好，但实际上皇帝也许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由于权利的过于巨大，造成了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群了吧。
皇帝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为他们的权力没有边界，皇帝也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同样也是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皇帝清楚自己的一切都来源于权力，而中国的皇权在于一旦失掉权力，你连性命都保不住，因为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盯着那个位置。
朱元璋像
正如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对其子孙所说的：“凡帝王居安，常怀警备。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与亲信人密谋国事，其常随内官及带刀人员止可离十丈地，不可太远。凡警备常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更选良马数匹，调教能速行走者，常于宫门喂养，凡夜当警醒，常听城中动静。或出殿庭，不出则候市声何如……。”
就这样，每一个中国式的皇帝一生都会陷入这样一场一个人对天下人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中国的皇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毕竟从物质条件上来说皇帝享受着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出则呼拥无数，入则美人枕席。但这些物质条件都不是为“人”准备的，而是为神准备的。
对，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神，并不是人。从中国的皇权政治来看，虽然中国人是完全世俗化的，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存在着各种说不清，道不明，杂糅着各种迷信、玄学、宗教化科学等意识流上的信仰，中国的皇帝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就是神明的化身，而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也都相信皇帝本身就具有神秘的力量，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比如在朝鲜就有很多人迷信只要接触金正日就能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在欧洲则有人认为圣物都能治病。中国古代也都普遍认为皇帝就是上天的儿子，是神明只要接触就能够治病，像这种古代的迷信有很多，比如鲁迅写的那篇《药》讽刺杂文中描写的中国低层民众，就认为人血馒头能够治病。
《药》
这种迷信至少说明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来说，中国的皇帝是那样的高高在上，这也无怪乎柏杨说中国正史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仙妖怪的描写了。因为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皇帝不仅是大家长，还是神明的化身上天的儿子，龙的后裔。
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样是神明的皇帝在中国怎么换的那么勤快，但日本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在日本，天皇是基于血脉的传承，而且并没有什么实权。但在中国皇帝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德行”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会落在谁家。而这种权力的交接形式也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权力交接方式。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写道：“在欧洲的一个小岛上的古老习俗，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可以由任何人担任，只要折取其日夜守护的神树上的一棵神树上的树枝，就能与之决斗，如果杀死他就能取代他成为新的王”这种原始的巫术信仰居然与中国式的权力交接相似。因为他们都相信人的肉身只的神明精神的居所，神明的精神会在肉身之间传递。
《金枝》
在加勒比海盗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杰克流落到了一个海岛上，这个岛上的原始人相信了杰克是他们的神，然后这个文明的祭祀神明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神”吃掉……
所以，你看原始的信仰与中国的皇帝是如些令人惊异的相似。
对，对中国人来说皇帝就是神，所以神明必须担负起纲常理教的重任。所以神明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一定是有小人蒙蔽圣听。所以皇帝必须每日早朝坐的笔挺去参加各种祭祀、仪式、礼节、宴席、甚至连私生活都是这个国家运行机制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历史上对皇帝总有一系列的规定、礼仪、制度规定皇帝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皇帝成了一种摆设，而这些也都成了一种负担，皇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生活质量最为低下的群体，因为中国的制度让一群本不是神的人成为神，导致的最后结果不是自我放逐，就是真的以为自己是神了，无论哪一种，我相信他们都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认为自己生命有意义的状态。而皇帝们往往是体会不到这种幸福的。
三、中国式帝王的命运深渊
正是由于中国式的帝王是被神格化的人，给帝王的命运笼罩着沉沉的阴影，这种神格化的人不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权力成为变态以发泄自己的压力，就是信以为真，真以为自己是神，成为神经病。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正德皇帝，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无非是一个不想做皇帝的人，从小和太监在一起长大，虽然接受着上层的教育，但与常年累月与太监们耳鬓厮磨他学到的都是下层社会的知识、经验、趣味，但是皇帝就是皇帝，他是要成为神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应当是万民的表率，所以他不能到处去玩，他不能出关去塞外撒欢，他不能每天都不上朝，他不能、他不能…。于是他爆发了，成为了一个每日玩乐的昏君，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抵抗这种命运。
光绪皇帝则是一位被帝王教育所败坏的人，帝王教育告诉他只要文章写的好，只要品德高尚就能治得好国，但他的性格有着天生的缺陷，而大清的皇帝教育是适合强者的，而光绪天生性格就弱，而且情绪化严重，应为有一个强势的母亲，自身又是弱势的性格。导致了他一生没有一贯之主张，没有任何执政、行政的经验，也许在天下承平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守成之君，但到了清末的时候他那种性格只能带领大清这艘航船开向深渊了。
还有的皇帝则是在皇帝这个位置上坐久了，真以为自己是神了以为这个世界都是围着自已转的，比如洪秀全，比如杨广，比如乾隆皇帝，最有特点的还有王莽。
他们都认为天下万民的力量是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滥用民力，好一点的还能得一个善终而蠢一点的，不过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者。
就是这样的生死图景一遍又一遍的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有如一出等待戈多的荒诞剧，给中国历史加上了一丝黑色幽默的味道。
历史已经过去，而过去的永远只是故事，真相却早已经埋进了历史。中国的历史更像是一出权力交替生死悲欢的剧幕，无数的男人、女人，为了权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悲欢离合，中国历史上的600多位皇帝看上去是游戏的胜利者，但此中滋味又有几人清楚，当你坐上神坛接受供奉之时，就已失去了人的身份，不得不永远享受清冷孤寂。如果有一天被打落神坛，皇帝的陶俑必然粉身碎骨，永世不得超生。
现在我似乎知道了南朝宋刘准所说的“愿生生世世再不生于帝王之家”也许只是做为人最后的悲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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