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隐公四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卫国公子州吁弑杀了同父异母的兄长卫恒公，自立为君。自古以来权力交接一定都是大乱子更何况是非法登位的州吁，这么一来保持国内的“稳定”自然是新君即位的当务之急，但州吁的屁股一直没把位置坐稳，于是他的党羽有个叫石厚的，就对州吁说我虽然没主意啊，但我老爷子是个老臣子，他主意多，我去问他。于是这石厚就跑去问他老爹石碏，他老爹说不行啊，你就让新君去朝见周天子，如果得到天子的认可，这君位不就做稳了吗？石厚一听，嗯！很有道理。石碏接着说，你啊，别直接去找周天子，你去找陈桓公，陈国和我们卫国世代交好，陈国和周天子关系又很好，这么一找你的事情不就成了吗？石厚听了说：对啊！于是跑去给州吁报告，州吁就批准了，成！就这么办。石厚就陪着州吁一起前往陈国。
要说石碏确实是个大忽悠，这边石厚和州吁一走，石碏基本上就掌握了卫国，掌了权的石碏第一件事就是派出了两拨使者提前前往陈国让陈国国君扣住了这两个弑君的王八蛋。
石厚的这两拨使者很有意思，虽然都是石厚派来的，但是其中一人是卫国的右宰丑，负责以国家的身份处死州吁，另一个则是石碏的家臣獳羊肩以父亲的名义处死其子石厚。
这个故事就是大义灭亲这个典故的由来。中国的历史上类似的故事有很多，以这个故事为例其背后所反映的思考基本逻辑与社会风尚却是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一套基本精神内核。
大道理？小道理？
在古典中国一直有两个道理是完全符合儒家的礼仪道德的，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可以概括如下：大道理是为臣事君以忠，小道理则是为子则事父以孝。所有人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现在的人们往往认为这不过是个选择的问题，但在古代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内核是不同的，对现代人来说领土问题是原则问题，一寸不能让，半分不能商量，但对古人而言，领土只不过是财产，既然是财产那就可以商量，可以谈，那么割让领土买卖领土都是应有之义。
《左传 隐公四年》这个故事反映古典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名分为基本框架以身份为基础构建的身份社会。
以石厚的故事为例，处死州吁派去的人是卫国宰，而处死石厚的派去的则是家臣，不同的人反映的是身份的不同，州吁是国贼，而石厚则是家贼。家贼、国贼，泾渭分明。古典中国传统士大夫对身份与礼法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家与国的界限并不是每次都如此泾渭分明的。为臣既难，为君也不易。
孟子是儒学思想重要的源头，不止如此他还是一个能言善辩的斗士，他仿佛成了一个靶子，是个人都想向他身上射上一箭，但孟子能言善辩，不是那么容易被射中要害，其中最刁钻的一箭应属他的弟子桃应射出的。
桃应问孟子：“假如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应当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儒家的传统中，舜是理想型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型的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则是一个典型的坏人，对舜极为不好，把全部父爱都给了小儿子象三番五次的想杀害舜。尽管瞽瞍是一个坏父亲，但舜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好儿子，完全尽到了孝这一中国最推崇的的品质。
在古代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中，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舜做为天子应该让法官依法逮捕瞽瞍，但做为儿子不去救父亲显然有违孝道。
孟子给出的解答则是：“舜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大舜抛弃天下，就像丢掉一双破鞋子一样，偷偷的带着父亲逃跑，跑到海边定居下来，一辈子也不回来，特别的开心，开习的忘记了天下。
这当然是一种书呆子式的回答，不切实际也没有什么可行性，不过这个方案深刻的反映了儒家的主要道德原则：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家事重于国事，家里的一口人，重于全国的其他人。
当然这里我们不评论这件事的对错，因为价值观念不同，我们与古人的行为准则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说明至少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小道理是比大道理重要的，即家事远远重于国事。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还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家是家，国是国，但家国是一体的用忠孝来统治家国，家臣的义务就是做好家臣，国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这里的家不是指家族，而是封建制的一个层级大夫的层次叫做家。
西方的封建制度在这一点上与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更为接近，西方人不是爱说一句话么：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一点与周时期的社会形态更为接近，在西周时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典型的“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每一层与每一层之间都有自己应当遵守的礼法也就不一样。
关于这一点，也有一个故事能够生动的说明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的特点。
大名鼎鼎的孔子，出身于春秋时期的鲁国，他这一辈子呢主要业绩除了游学之外的主要工作就是和三桓不对付，三桓指的是季孙、叔孙、孟孙三个大家族，这三个家族都是桓公的后代。孔子一直和他们不对付。结果，季孙氏有个家臣他反叛季孙氏，他说我也是为鲁国国君好啊，和孔子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结果是什么呢？所有人都骂他是乱臣贼子，因为你是季孙氏的家臣，就应当为季孙氏服务，人孔子是鲁国国君的大司寇，人当然给鲁国国君说话，人孔子是国君的忠臣，你则只能是乱臣贼子。
所以对于春秋时期的古典中国虽然家国是一体的，但小道理是大于大道理的，依照春秋时期的礼法体系，一个合格的君子应当是先有家再有国的，对父母的孝道远远重于对国君的忠臣，因为对于礼法来说，一个对家人都不好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忠臣吗？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古典中国都忠实的践行着“礼”这一重要精神内核。
至少儒家的学者们深刻的认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好，那么不可能对国君做到忠诚。
但随着皇权的不断扩张，忠君和爱家有了先后顺序，做为臣子对国君的忠更甚于对家长的孝。
至少在三国的时候，这种忠孝的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大翻转。讲个段子。说孙权有一次和张昭、鲁肃一起君前奏对，孙权就问这《孝经》你们都会背吧，我忘了不记得怎么背了。这鲁肃是老实人开口就老老实实的背了：“仲尼居，曾子侍……。”张昭这个时候就跳出来说，我也背过《孝经》但我的《孝经》背的不一样，开口就是：“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孙权听了很高兴，嗯，对张昭背的很对。
所以你看随着皇权的扩张，古典中国对忠孝的精神内核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实并没的解决以孝治天下自身存在的逻辑矛盾。比如桃应的问题，在儒家的理想社会的典型中，天子应当支持法官执法，而做为一个儿子则带着自己的父亲则应当出逃。皋陶作为法官则应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应当法外开恩。而做为天子的父亲则应当自动认罪伏法。
你看，在传统的儒家社会模型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应有的行为模式，虽然这几个行为规范之间并不兼容。
以德治国，道德问题的政治要求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道德问题其实不是道德问题，而都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为什么儒家会有一个整套的道德解决方案，其实都是为了以儒家为基础的的统治集团的政治行为作服务的。
比如大明朝有轰轰烈烈的大礼议事件，可以说从嘉靖帝即位到，崇祯亡国从大礼议开始的党派斗争占了很大的因素。所谓大礼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嘉靖皇帝觉得自己爸妈应当上个尊号，不然在太庙给祖宗磕头的时候居然没有自己的亲爹，那像什么样子？现在当然看来无所谓，但在古代中国这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一点关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正统性，来不得半点马虎。当然，由于嘉靖皇帝天才般的权术水平，使得明朝真就出现了一位一天皇帝都没有当过的“皇帝”——明睿宗原来的兴献王。活着一天没当过皇帝，死后却成为了皇帝入祠太庙。
现在不说这个问题，但这种对于道德礼仪的争议，反映中国古典皇权社会中对“名份”这个词看得有多重。
古典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
在身份社会中权力的运行基础是以身份为基础运行的。大礼议在明朝之所以影响到了国家运行，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逻辑是嘉靖皇帝的皇权到底是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最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当然这反映的还是那个两难的道德难题，做为天子，把皇权从前任皇帝手中接过无可厚非，同时作为儿子，为父母争名份也是应有之义，所以大礼议一案中才会有两拨大臣相互撕逼。这本质上还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治两难，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一直在解决的问题所导致的。只是这些问题，显化在各个方面。让波诡云谲的中国历史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中国位于亚洲的最东端，这里的气候条件以及地理条件，都十分适合耕种，天然适合农业发展。但有一点，中国的水旱灾害十分频繁。尤其黄河是一条著名的害河，直到现在每年花费在治理黄河上的支出还是很可观。
那么由于合适的地理环境与天灾人祸的频发，导致中国天然就有一种统一的内驱力，所以中国过早的诞生了一种世界上没有的政治体制——大一统的帝国。
其实世界上许多文明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都在寻找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怎样把传统的小型的基于血缘关系的或者基于地域关系的组织体系扩展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中去。
其实就算到现在，血缘关系仍旧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纽带，比如一些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在企业没有发展到大的无法管理的时候是不会相信职业经理人的，能看往自己家业的一定的自己的大姨子，小舅子，都是亲戚好办事嘛。
大帝国需要极为复杂的上层建筑，中国历史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创制了许许多十分有用也十分有趣的制度，比如解决行政体制的郡县制，解决人才选拔的科举制，解决军制的府兵制等等相关内容有时间再谈。
中国就仿佛一辆老破车走起路来虽然磕磕绊绊但是修修补补还就真一路这么开过来了。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建立起的身份—血缘制度。
其实把这个问题倒退回西周初年来看就会很好理解，周是从商人手中夺取天下的，就好像现在白手起家的公司，建立起来了大的家业怎么为呢？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办法由一个天子治理，那么就把土地分封出去，给的最多的人是谁呢？当然是自己的家人咯，所以西周初年大封诸侯，分封最多的都是姬姓诸侯，像郑、卫、晋、鲁、蔡等等一大堆大的小的诸侯国都是姬姓国，新兄弟好办事么，当然是分封亲戚最放心，其次就是功臣集团，像齐国就是著名的姜子牙的后人所建立的，还有就是旧朝的遗民比如宋国就是商人的后裔，当然像这种国是很少的而且这种国是很不受人待见的，所以现在很多讲人愚蠢的成语说的都是宋国人，比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等说的都是宋国人。
你看从西周开始所建立的大一统社会的雏形其实就是基本上跟着姬发打天下的那一拨人，可以称之为血缘-功臣集团，血缘关系开始建立的一整套的封土建邦的制度体系，后来所谓的周公制礼其实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一整套封建等级制度，这个制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儒学思想也是以周朝的礼法体系为核心所构建起来的。在后世复古几乎成了一种主流思潮也有此部分原因。
历朝历代的道德难题
尊上之所以是尊上是因为君君臣臣的礼法不可逾越，但理论既然出现就会有人想把现实往理论上套，不管是大道理事君以忠，还是小道理，事父以孝，总会有人去琢磨这个问题。所以历朝历代这种道德难题就层出不穷。
虽然历朝历代的主流知识分子都想用理论的方法解决理论的难题，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很好的解决。
《左传 襄公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擅政专权，国人不满，楚康王因此而动了杀念。子南的儿子弃疾却是一个谨慎守礼的人，做楚康王身边的侍卫，颇受恩宠。楚康王每次见到弃疾都会流泪，弃疾请问缘由，康王说：“令尹为患，这你是知道的，国家将要讨伐他，而你能不能继续留下来呢？”
弃疾应当怎么办呢？当然儒家的标准解答应当是帮着君主，讨伐自己的父亲，但自己父亲被自己杀死了，他又有何面目苟活在世上呢？按照儒家的标准做法，弃疾居然只有死路一条。弃疾当然而也是这么做的。
弃疾的道德难题是否有解，在后世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道德难题。
有意思的是明代的夏良胜专文论证“父子之变”就讨论了石碏和弃疾的问题，认为子南的罪并非必死，弃疾应当早做劝谏，何至于不言最后求死呢？
夏良胜就是经历过明朝大礼议风波的那一批官员，虽然做官多年，但所提的意见不免失之于理想——没想过不听怎么样。当然他也因为理想而死——因为劝谏嘉靖皇帝被贬官谪戍死于卫所，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为利益服务的道义
其实仔细研究儒家的理论成果，其实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持从西周初年开始就逐步建立的以功臣-血缘为纽带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从西周开始，到西汉的刘邦集团、再到隋唐的关陇集团，再到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集团，一脉相承，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表面上看来的表现形式不同，但穿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可以发现以上的所有统治集团内部所需要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为了保持统治的稳定，建立一套维持社会稳定标定尊卑的社会伦理基础就是必不可少的，儒家的学说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套的解决方案。所以自儒家的学说出现起就受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厚爱，在汉朝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可想而知了。
古典中国从西周初年到近代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的社会体制就是身份社会模式。
现代化则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逐步摆脱身份社会这个几千年的古典社会的窠臼，当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道德难题也就不告而解了。
当然当今社会还有很多身份社会的影子，社会上还出现着大量的人身依附的现象，也许随着时间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这些问题能够逐渐好转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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