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旧历的年底了，林场的年底最像年底。
像要散了架子的中巴在通向林场的雪路上颠簸着，车上挤满了从城里购年货的人，车里虽拥挤得要命，但人们的脸上各个都荡漾着喜庆。我们一家三口是搭乘这趟车回母亲那儿过年的。
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对年节的感觉也淡漠了许多，如若过去，那还了得？一提到过年，无论是大人小孩儿，心里都是贼啦啦的兴奋，恨不能馋出哈喇子来，夜里做梦都能隐约听劈劈啪啪的爆竹声，素日死气沉沉的半空中竟闪烁着无数红彤彤的大灯笼……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像迈进春节的门槛，血汗了一年的山里人便忙活得不可开交,无论家里怎样穷,过年也要蒸上几锅馍,还要割上一块肉,预备年三十儿炒菜、包饺子用，人们常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呢。”
我们小孩子的任务是去山里多拉回些树的枝桠，码成长长的一垛，在年三十儿之前还必须拉回一根又直又高的灯笼杆。
灯笼杆的选材必须是落叶松，它树干挺直而且结实，我们上山拉枝桠时，就天天踅摸，选准了目标，用弯把子锯把树放倒，砍去多余的枝桠，再去放倒另一棵冷杉树，取它的树头，树的身子丢在那里就不去管它了。
冷杉树属于常绿树种，特别是它的树头，圆墩墩，绿油油。到了年三十儿，我们在树头上插上些用纸糊的小彩旗，绑在灯笼杆上，立在自家的院子里，精神极了。
等到天黑后，我跟哥哥用爬犁把灯笼杆和树头鬼鬼祟祟地拉回家，怕让林场的场长撞见。其实也不算是鬼鬼祟祟，只是不敢大摇大摆地进林场而已。
即使与场长走个对头碰，场长也会低着头绕过去，装作没看见。那时我们林场有规定，私人不许上山砍鲜树（活树），不过我们不在乎，场长也是人，他家过年也得立灯笼杆，有时他家的比别人家的还要高呢。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山里的人家过年都要立灯笼杆，是因为咱这儿产树木吗？”
父亲咔么咔么眼睛，说他来山里时，这儿就有这个风俗了，立灯笼杆可能与满族人有关。
我问父亲：“咱林场不可能都是满族人呀！”
父亲支吾着：“那，那也许是高灯下亮吧。”
我懵懂。一个红彤彤的灯笼你把它升到半空，空中是亮了，院子里却借不上一点儿光呀。
林场每家的灯笼都是用五分钱一张的大红纸糊的。年三十儿的头天晚上，家家的油灯都会亮到深夜，那是女人们在细心地糊灯笼。
山里的女人平素和男人们一样上山出苦力，可到这时，那结满老茧的粗手，竟做起了糊灯笼的细活儿。
由于每家的喜好不同，所以各家灯笼的形状也不一样。家家的女人们都精剪细糊，怕第二天灯笼升起来比不过人家，丢了手艺。
母亲和姐姐在小心翼翼地糊着我家那个又大又圆的灯笼，她俩有说有笑，没有一丝困意，大红纸把她们的脸庞映得红润润的。我和弟弟趴在被窝里，小脑瓜儿露在外面，喜滋滋地看着母亲和姐姐糊灯笼，兴奋得睡不着，小鸡鸡让尿憋得生疼，也不肯到屋外撒尿去。
那时山里的日子真个叫苦，我十岁之前未见过电灯，更不要说现今那五彩的霓虹了。家家清一色点的都是煤油灯，只有到了年节才可以凭购物券买到些蜡烛。
在我们林场和山下镇子中间有个国营的纤维板厂，那个工厂生产纤维板时要用大块的蜡板，我和弟弟每天从镇子放学回来，都要去捡些工厂丢弃的碎蜡，攒到腊月便把这些碎蜡重新融化，做成方型的蜡烛，大伙都管这种做蜡烛的过程叫“制蜡”。
制腊要在晚上没人再来串门的时候，如若在白天，邻居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了句：“原来你家在‘坐蜡’呐。”那可就坏了，山里人对“坐蜡”一词非常忌讳，那样一年是会不吉利的。
自家做的蜡烛虽没有买的耐燃，但它个头大，蜡芯又粗，所以比买的蜡烛亮，于是，每年春节，我家的灯笼要比别人家的明亮、鲜艳。邻居都说我家糊灯笼的红纸高级，我和弟弟在一旁洋洋得意。
除夕的晚上，我和弟弟穿着母亲缝制的新衣服，神圣、庄严地站在灯笼杆下，从姐姐手里接过已点燃的大红灯笼，弟弟用绳子打结把灯笼系住，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将灯笼升起，那种神圣不亚于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我们望着盛满温暖和喜气的灯笼慢慢升起，幸福和快乐也充盈着我们的周身。
蜡烛点亮了灯笼，灯笼红遍了林场的半空，山谷中笼罩着红红的喜庆。在这氤氲的喜庆中，漫天的雪花不再高傲，它们变成了飞舞的红精灵；猎猎的北风也少了些霸气，像喝多的醉汉，它们趔趔趄趄、东摇西晃地溜到林场外边醒酒去了。
此时的灯笼已不再是普通的照明工具，而是作为喜庆、祥和的象征存在着，那跳动的、红彤彤的火焰温暖着山里人的心。
中巴车还在颠簸着，这时司机来了雅兴，打开车上录音机，歌手张也那甜蜜的歌声顿时灌满了车厢。
“红灯照，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摇摇来好消息……”
我的心已飞回了那红灯高挂的林场。
本文编辑:芸只
专题主编：城外的阳光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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