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想用苦涩和欣喜来形容我的阅读感受。专业化的术语和段落读来苦涩，需要反复思索。有时又因为某一段与我自己原来所思所想有交集，异常炽爱，读来清晰可辨，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流逝。此书作者吸纳各方面的思想的同时，融入了对中国媒介环境、女性主义与未来技术走向等的思考，集博采众长之时又有对中国媒介发展现状的批判，对于我们看待现今的媒介环境有一定的启示。
1.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
以思辨见长的法兰克福学派在40年代在对美国大众文化研究时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成熟，使得人们在不自知中成为机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庸，工业化为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但其精神领域已被统治阶级所操控，所谓的幸福只是机械化掩盖了人被物化的本质。启蒙思想是一个被人赞美的，能够带来思想解放的时代，而法兰克福学派在肯定启蒙运动将人类从认为自身是上帝的客体对象中解放出来时提出，启蒙运动在启蒙精神中遭受到损伤，尤其是理性的宣传和发展代替了上帝之后，使理性本身成为神话。而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也依靠于将取代了理性的工具理性置于神坛。如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中心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法兰克福学派是承认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似乎已经被统治权所利用，沦为工具理性，这样的理性给人们带来的错觉的未来，被法西斯利用后成为种族安排的合理性，终结人类生命的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文化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时就提出了他们批判的理论和观点，他们保持着欧洲的哲学思辨，但对民众不信任，全面、无情地揭露大众文化的弊端，未提出如何建设更好的世界，其设想也只能停在“乌托邦”领域，并招致民众的不满。他们的文化自觉使其与大众保留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使他们看到了身处其中的受众无法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局限。”此外，对大众文化立于价值层面上的道德批判，而非科学的，如马克思立于实践的批判。其对无产阶级的孤立及对民众的不信任，直接失去改造“世界的土壤”。
2.媒介即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用其“镶嵌性思想”让读者随时浸入媒介本身，而不仅仅是去观察媒介的内容问题，这对于写作本身便是极大的挑战。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媒介就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在更广大的意义上去审视相对狭义而且专业的媒介时，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便在人们面前展开。“任何一种技术，只要它是人类、思想、存在的延伸，它就是媒介。” 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划分的人类历史三大发展阶段，在早期的口语和听觉的社会里，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同等的，甚至于儿童和成人没有分明的界限，在7岁的时候他们会说而且明白成人所能说的和理解的一切。第二阶段以拼音文化与古登堡的印刷文化为中心，视觉统治的文化促使了西方的“理性”世界，个人主义和专业化分工成为西方文明人的标志。麦克卢汉将第二个阶段看作文化陷落的时代。文字将人们从原来生活的神话与仪式中剥离出来，创造了一个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专门化的、疏离的环境。合理化运动的推行、花园城市的设想，使得技术无思想，使用技术的人为其了赋予话语决定权。如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在进行贫民窟改造时，不是考虑街道本身的多样性带来的价值，决策者通过“合谋”，急剧性资金地涌入将整个地区连根拔起，认为这样便可以消灭城市里的衰败地。然而城市美化运动的思想指导下的规划仍使得多样性自身再次走向毁灭。这同文字、拼音文化带给部落的影响是同样的猛烈而无情地。第三个阶段是电子媒介人类重新部落化，这是一个所有感官深入参与的时代。电话、电视、电影、广告异军突起。“television”（电视）一词的词根来自希腊语，“tele”有远和“远处”的意思，而“vision”有“视”和“看”之意。这样理解，便有了从远处看，telephone就有了从远处听的意思。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曾作出关于电视本质的四个元素的解读，即同步、现场、真实和过程。媒介——人感官的延伸，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空间状态的人可以通过媒介来感知对方所在的环境如何，共同分享信息，如在电视和网络上观看足球比赛的直播、不同国家的人通过电视了解其他国家的信息、万众瞩目下发生的喜庆或灾难事件等，媒介的使用延伸了人的感官，极大地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世界俨然成为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
3.女权主义的传媒理论批判
在这一部分作者剖析了当下大众传媒领域内“女性受众的解读权力被商业化利用、性别主体权利被漠视与损害以及女性传者的制作权、策划权、决策权的被挤兑与边缘化放逐的现实。”近一百年来，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趋势是明显的，但如今在社会上仍存在一些隐蔽化的性别歧视。女性传者作为女性个体意识增强，在传媒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中，她们首要被社会期待的角色是女性而不是作为人，忽视其媒体素养和专业素养，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从网络小说的兴盛到电影中女性的自我反抗，在大众化的语境里，都被削弱。不利于女性的文字与图像、影像本身对女性的剖析又成为男性凝视或窥视的视角。《动物凶猛》马小军溜进一家人家里，看到相框里的米兰引发的对其身体痴迷，在搬到荧幕上时，有了更为直观地对女性的窥视，这时已经成为所有观众可打量、感知的、仿真的、超现实的对女性窥视的直观呈现。同样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贤妻良母，无形中又成为女性社会主体意识增强的障碍。电视、电影无意中宣扬的伟大女性又何尝不是对其追求生命价值的约束呢？
4.“手机之后，是什么？”
达拉斯W斯迈斯，提出“受众商品理论”，批判了传播商品是信息、消息、图像、娱乐、教育的传统观念，指出大众传播的商品是受众和阅读。受众付出闲暇时间来观看媒介产品，他们的“劳力”被媒介以一种新产品的形式打包出售给广告主。手机承载着大量的媒介信息，对手机建立单行的信任之后，人又会朝向什么趋势？同时，在传统的观念下，媒介仅仅是作为中立的技术来传达社会信息，但不可避免地会被利用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以电影《阿甘正传》为例，在讲述一个小人物的励志故事时，以技术的手段消匿了现实中的政治现实。省去了现实中的种族冲突，留下的是黑人与白人和谐共处的一幕，对于女权运动，则消解于珍妮的自毁之路，后来电影本身成为共和党争取选票的砝码，成为美国自信重建的关键，其中不乏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在媒介产品大肆出现的时候，任何国家都要提高文化甄别的能力。斯迈思对中国的考察提出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小汽车，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媒介不可能作为中立的技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花园城市在构筑中产阶级身份的时候，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小汽车在其首要用途之外培养了有攻击性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人群。
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过度侧重于社会批判和社会揭露起始，资本主义的蒙面纱被一层层揭开。交往行动理论的开拓者哈贝马斯的关注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传播，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协商。晚期资本主义，马尔库塞提出的科学技术已经使工具行为或者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人类的情感、意义、价值等因素全部消解，人成了“单向度的人”。文化研究在与利维斯主义公开或潜在的辩论中，摧毁了将文化分为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传统二分法。汤普森推崇基本的人文主义。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批驳了主流传播学范式的直线传播形式即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受众不应该直接被对象化进而物化。列维-斯特劳斯的“跨界仪式”，斯迈思的“受众商品理论”研究，直指大众传播的商品是受众和阅读。他们辛勤的研究，在如今传媒技术不断发展、人逐渐被异化的时代里，为我们审视与媒介有关的一切提供了考量依据，提出的媒介预言对当今传播的走向有多多少少的影响，对于技术的把控终朝向人及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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