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个有点绕口又有点别扭的名字还是挺吸引我这个上了点岁数却又不甘心服老的伪文艺中年老少女的。关于不服老这个事儿，大概也可以从前面的这一句贯穿里面强撑的肺活量中看出点蛛丝马迹。至于其他的，不说也罢。
一直都喜欢这类接地气儿的片子，简单真实不油不腻，近乎白描的叙事风格，朴素干净，却又贴近人心。不得不说，有些土特产式的独立电影，比圈钱的商业大片，更具魅力。
毕竟，有人拍电影是为了赚钱，有人则不。
永远第一名的杨晋和永远倒数的王小波，因为班里一帮一的关系，成了好朋友，杨晋知道很多的知识，山西辖内的所有地名，黄河的渊源和流经的路径，以及经典的古诗词，都能朗朗上口。而王小波却一问三不知，可就这样一个小差生，却是个有着惊人记忆力并能随机应变的机灵鬼。
小学毕业了，两个好朋友面临着人生中第一次长久的分别，懵懂的王小波词不达意的用尽各种方式一次次的挽留杨晋，那些专属于小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无限纯真。而离别所带来的那些淡淡的哀而不伤的小情愫，则显得更加纯粹而又弥足珍贵。作为奥斯卡最佳配角的圆白菜，带着他俩渡过了一小段回味无穷的美好时光。
并不是所有电影都要承载某些沉重，也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要表达某种意义，艺术本身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也可以轻松舒畅的叙述一件小事，不社会无企图，不需要过度的去解读。
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里有自己的影子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自然规律，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周全的《西小河的夏天》、张内咸的《待业青年》，以及杨瑾的这部《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真实的个人经历是一种无价的财富，它独一无二却又能给很多人带来记忆的共鸣。
确实，有人靠技巧深入人心，有人则不。
看电影的时候，好多被遗忘的儿时记忆，如同一块块凌乱的拼图，在脑海里不断浮现，它们残缺不全，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案，又像是一帧帧被剪辑的乱七八糟的黑白底片，间断跳跃却又不肯停歇的轮次播放。
跟身边很多同龄的独生子女相比，我很庆幸我的童年有姐姐弟弟的陪伴，这当然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不畏强权不惜破财敢与政策试比高的超生行为，这可不是什么重男轻女非要生个男孩才肯罢休陈旧观念，如果不是生我弟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相信我兄弟姐妹的队伍会更加庞大。
我姐从小就是条汉子，在我有限的儿时记忆里，就没有她打不赢的架，现在想想，在那个看见墙上写着谁谁是小狗都会感觉受了奇耻大辱的年纪里，有个像大哥一样的姐姐罩着，我的背景实在是太强大了。想想当时我都没有横着走，真的是暴殄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巅峰时代，那些被我忍让过的小坏孩儿们，还不赶紧感谢我的不告状之恩。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姐放假，负责在家看着我和我弟，爸妈出门怕我们出去闯祸，会锁上街门，把我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院子里。姐姐偷偷拿把铁锹在门下挖了个洞，我们就爬出去玩个够，在爸妈回来之前再爬回来把洞填上。后来事情败露了，过道的地面就变成了水泥的。
我爸在酒厂工作的时候，家里堆了好多白酒，占了我房间的一整面墙，我偷偷的挑了一瓶最好看的坛装古郡醉藏在床底下，背着我姐跟我弟，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喝完了。那年七岁，启蒙太早，以至于到现在我都闹不清楚自己酒量到底是多少。
早上的时候经常看见我爸对着镜子刮胡子，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刮胡子就跟割韭菜一样，刮了一茬又一茬，似乎永远都刮不完。趁着家里没人，我跟我弟把刮胡刀翻出来，你一下我一下，玩的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我妈问我，你一个小姑娘，胡子怎么那么黑。我一下子就傻了眼。
那时候的我们，对所有能看到的东西都抱着十足的好奇，但凡可以尝试的就都不会放过，我妈的长裙子，我爸的红双喜，门前的大槐树，废旧宅院里的残垣破壁，无一能够幸免。
年少时很多依稀的记忆，如同隔了一整个世纪般，时而清晰可见，时而又模糊一片。然而有一件事，我却久久无法忘记。
四年级的寒假，我在大姑家住了几天，腊月二十六回到家里，准备过年。二十七早上，爸妈慌慌张张的说要去大姑家，我很纳闷，我刚回来能有什么事儿。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表哥自杀了。
那个领着我们一帮小孩放鞭炮，炸漏了水桶，吓飞了老母鸡的哥哥，那个教我们打麻将，看到我好不容易集齐的东南西北中，笑的四仰八叉的哥哥，那个长相酷似张国荣的好看的哥哥，在临近春节的时候，轻易的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在十年后的课堂上，老师一边讲有机磷中毒，我一边趴在桌子上抹眼泪。
我始终都想不通，究竟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他对自己如此狠绝。
后来，我终于明白。在我们漫长而又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有人渴望长大，有人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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