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2018年，他已经离世十八年了，他已经离开工作四十多年了，却还留在很多人的心里。
二十世纪初，他出生在恩江河流的一个叫做丁江的小镇上，青年时候，他已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他爱创新，新的家具和新奇实用的工具源源不断被发明。他富有同情、善良、正义感的心，新创造从来都是免费送给贫穷的乡里乡亲。因此，他也得到家乡人的爱戴。
有一天，来了一支部队，衣冠整洁，然后，像鬼子一样惨绝人寰，烧杀劫掠；又一天，突然前面的部队紧张慌乱，干起了战争，原来来了一群农民队伍，好像自家兄弟，他也投入帮助。先前的部队被赶走了。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终于像个家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条不紊。省城、市区、县城、乡镇、村庄陆续有模有样了。
上个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经了抗日战争、内战、长征、抗美援朝等严峻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稳定的发展和核心领导道路。
相关领导听说吉水县有个这么了不起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唯才是用，派来领导、居委会干部动员他积极接受党的培养。
虽然，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但他刻苦地学习识字。工作上，他像孔繁森、焦裕禄、雷锋一样，处处为别人着想。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接着他成为一名出众的干部，吉水县县长，一城的父母官。
成为县长之后，觉得自己的任务加重了，担子不同了，更加卖力地为人民服务。他经常下乡视察，指导工作，组织集体学习，生怕自己这个父母官做坏了，对不起人民群众。他时刻想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修碗橱。
1950年冬土地改革时期，大家都是大老粗，开完了群众动员大会，要把农民们按照贫富归类，大家个个傻眼，不懂那些划分的大道理。他很聪明，言简意赅地说：“什么都没有，为别人耕地的，为雇农；2亩农田以下的家庭为贫农；2-10亩的为中农……”大家顿时全明白了。
他很会鼓舞群众，1959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年代，大家忙活辛苦了一天，却回到公社吃饭，揭开锅，看到大糠拌野菜，个个皱眉头。他看到了，二话不说，端起碗，自己乘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喂，还不停地说：“好吃好吃，大家再吃吃苦，我们会好起来的。”大家看到县长亲自带领大家吃糠，鼓掌，也不觉得得那么难受了。
洪水泛滥的季节，大家在抢修河堤，他带人去视察，看到大伙围着一堆淤泥，就是不肯挪步。他二话不说，卷起裤管，挑起簸箕，就下了水，那天，他一直累到口吐鲜血。
他很有长远战略眼光，明白生态环境是县里的财富，保护生态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组织大家有计划植树造林，宣传保护绿色重要性思想，经常带领大家去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他说：“要带个健康和谐的环境给大家！”
利益社会，有正面人物就一定有反面衬托。一边他在带领大家植树造林，一边又有人在大肆砍伐森林。他重视肆虐砍伐的危害，严格查处有关违纪。
调查中，他发现问题还是蛮大的：副县委书记、林业局局长、林场场长、林业过检工作人员都是一伙的，他们在其中牟取私利。
眼前又有一批树快要过检批准砍伐了，他得知了消息后，立马去电过检部门。
“你好！我是毛县长，请停止此次过检审批，稍后我会亲自赶到现场。”
由于吉水方言“毛”字和“没”字是谐音，对方过检工作人员回话说：“喂，什么东西嘛，没县长是什么东西？你是哪里的？打电话想干嘛？”
他是宰相之腹，非常平静地说：“我叫毛铭芝，是本县县政府的，现在要求你们立马停止马上要审批的砍伐某片区的树木方案，我稍后就赶到现场！”
“靠！没名字打什么电话，戏弄我、恐吓我？叫嚣啥子东西？”
“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他赶紧联通林场场长制止了这件事情，并及时赶赴现场，这件事也便得罪了恶势力。
后来，该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他是毛县长，躲在后头不敢出来见面，怕批评、报复、处分。
他想到该工作人员以后有此心结更做不好工作，假装他俩不认识，暗中打听此人的消息，然后把事情当作没发生似的，找该工作人员聊天，嘘寒问暖，建议年轻人要不怕吃苦、要多点耐心，每个岗位都是有其独特价值和重要性，虽然岗位艰辛、寂寞、枯燥，但都是为人民服务。他告诉说，林业过检人员是尤其重要的，因为他们保护县里的森林就是保护国家的财富。他强调年轻人是国家的支柱，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饮食要跟好，平时要多锻炼。年轻人感动了，以后更卖力了。
人是自私的，恶势力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总喜欢捏造一些事情来打击、报复他。
“毛县长经常去新华书店偷书回家，自己说自己是县长就应该拿……”
“毛县长上街买菜，总是多拧别人点菜……”
“毛县长经常半夜裸奔女厕所……”
故事是这么编的：解放初期，县委还只是一个领导小班。正值中青年的毛县长亲自带队去乡镇里开动员大会，慰劳和鼓励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大会上，他宣读：“我是县委书记……”
大伙听到了是县委书记亲自下乡指导，非常激动，拼命鼓掌、叫好。
“……派来的……”
大伙顿时乐趣大减，掌声也跟着熄灭，还有“唏嘘”的声音。
“……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支枪……”
立即掌声又如雷贯耳，叫声热闹一片。
“……一支什么枪呢？……一支红缨枪。”
很多人都骚动了，地主、土匪都还没有全部消灭的年代，大家需要的是手枪，所以那么大的民愤。
会后他找不到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他就要他警卫员去找，警卫员去遍了他去过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他火了，自己亲自去找，很快在女厕所找回枪，还严肃地批评警卫员做革命工作不够认真。事后，警卫员觉得被冤枉，抱怨道，我去了男厕所找，并不知道您老人家上的是女厕所的。
实际情况是没有发生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这则消息就传到他的耳朵，那时，他习惯性置之一笑，从不解释。即使有时候属下提醒他，必要时候还是要去澄清，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他知道，无非是坏势力和其他有图谋不轨的干部对他的排斥和诽谤，流言蜚语才有机可乘。
在他心里：为官者，从不解释，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他只会在班子大会上强调，领导工作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乞求别人说三道四地是非，那是虚荣，我们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干活，嘴巴是长在别人的脸上的，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如果我不但能帮助别人还能娱乐别人，我倒是非常愿意的。让别人说去吧，我们还是务实要紧。
他是精明的，市场经济年代，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身为父母官的他不断地调研、考察、思考自己县里的条件，决策出一系列的有效方针政策。有些人读书读得少，甚至是从来就是文盲出身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他费尽心思组织开展众多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先把大家从贫穷的思想走出来，然后鼓励那些创业者先吃螃蟹，敢为人先。他看到了发展契机，不能让地方成为瓶劲效应而拉不动经济，不能吃空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他积极向组织、向上级申请当务之急修大桥、修马路，“南门大桥”、众大路应求而生。的确，想致富先修路，为以后的飞速发展垫下了有力的一阶基石。如今的吉水县，不是富有的小城，没有金山银矿，却在建筑物上堪称县城中的瑰宝，错落有致，分外与众不同，美不胜收，也是当初他规划而来的延续。
他，是完美男神吗？富裕了别人就高兴的那种人能算吗？大智若愚？
父母官加身，要为全县百姓忙前忙后，家，自然就遗忘了。
之于家，他贡献非常小，几乎为零。
妻子一直留在乡下丁江务农和做沙滩码头苦力搬运工，直到去世的时候都未曾获取过国家一丝补贴，一份社保，这也是官太太。作为县长的妻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也应该有个好的待遇，作为丈夫的他，才能更加安心地工作，他却说：“把条件让给更有需要的人！”不但如此，他的工资并不是提供家用，经常大部分用来接济穷人饿殍。
然后，妻子一直在丁江自食其力，光荣地劳作、生产、搬运，不是小累，每次担负的是身体好几倍重量的沉货，还要养育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小的不满周岁。经济负担沉重，吃的是糠饼，就的是糠菜薯叶粥，从来还是上顿愁下顿。
大儿子，应征越南战争，从此，戎马疆场。
二儿子，就像失去了父亲和大哥一样，挑起了全家的重负。
有时候妻子在工作的时候饿倒，累倒在码头的货物上，二儿子就必须去替代母亲搬运，否则就是偷懒。那时候1965年，他才十一岁。
很多领导看到这种情况都暗暗掉泪，都要求组织给予其家庭的照料，可是，他拒绝，一挥手“把条件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1966年文革时期，打倒文人骚客、打倒当权派。他被用“罪恶的黑手”比喻，到处画“魔鬼的爪子”到处张贴那只黑手，高帽子、更多的条条框框约束接踵而来，甚至到棍棒拳头相加、唾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狗，他却流着血依然淡然一笑，说真实会水落石出，党和人民有一天一定会为自己平反。
反革命集团要求他的家庭成员跟他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并站出来指责并打倒他。哪有儿子站出来打倒父亲的？虎父无犬子，当时才12岁的二儿子宁愿被抓去住猪圈、睡牛棚，毒蛇、野兽随时出没的地方劳动改造，也不吭一声父亲的不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小孩受不了农场的“锻造”，逃了出来，不顾四周狼嚎哀鸣声声片片，摸黑爬山、涉水、赶路，连滚带爬一天一夜，走了几十公里逃了回家。
那时候他因为被批斗，囚在家里休息。一进门，他严厉批评，说：“党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做。”并把儿子送回了农场。妻子病倒了，二儿子吓倒了，自己也打倒了。
祸不单行，断了工作的他，没了收入，反而给家里添了一张吃饭的嘴。而妻子也因为他的被批斗，限制了很多工作环境和待遇，日子更加难过。由于家庭承受不住养育负担，按照组织要求，三儿子丢给了一个聋哑人当儿子抚养，小女儿丢给了一个跑戏班的智障寡妇抚养。
十年文革路，十年动乱，十年灾难，十年伤害。
文革一过，开始平反，他被分到了一座二层阁楼的小木屋、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水塘，恢复了他的职务，全家从丁江搬进了县城。
政府要给他妻子分配工作了，他说：“把这些先分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她会磨豆腐，能养活自己。”他妻子从此走上了豆腐西施的生活，后来一直到终老。
那时，大儿子当兵凯旋归来，本有好的条件，分配到武装部从事军政工作。大儿子兴冲冲地找他签字，他拒绝：“把好的条件让给更有需要的人！”大儿子做了个猪牛羊屠夫，还是要过沾满血腥的生活。就因为当过兵、杀过敌，杀牲口，有经验！
一晃几年，二儿子改造归来，他说：“不能学车进车队做司机，把这些让给更有需要的人。你是我儿子，与别人不同，你更加应该扎根农村。”把二儿子送到了穷山沟学木工做木匠，把好的机会留给其他人的小孩。
三儿子、小女儿陆续回来了。“他们都能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把条件让给更需要的人。”还是这不变的经典台词和那样不变的眼神。三儿子去了乡下务农，小女儿去饭店里卖包子。
老年的他，因为“把条件和机会让给有需要的人，我老了。”，离休退干，把位子留给了年轻人，组织评选他成为政协主席。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当年的小木屋、小水塘、小花园周边逐渐演变成商业金融中心，“大世界”、“文化广场”、“经济贸易中心”等商业区比肩而立。好几个国家单位都瞄准了他家的小水塘，组织找他谈心，他很开心离休后还能作出贡献，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了“把条件让给更有需要的人”。白送无法可依，也并无保障，随时他和家人都可以反悔，相关单位想出了鬼点子，去土地交易中心，以“10元人民币”成交。
烈士在暮年，壮心犹未已。离休后，他操持旧业，做木匠、捡破烂，一直是那么节俭，只为更多地资助更有需要的人。
再老一些，七十好几岁，他中风了，脑萎缩，有点痴痴呆呆，却还是记得“把条件让给更有需要的人”，从不曾忘记帮助别人，垃圾桶里捡到的雨伞、雨靴，他都好好整理、存放，等到下雨天，他提着这些雨具，满街奔走，送给有困难的陌生人。
晚年，小木屋在历经了的几十年的沧桑，二楼经常漏水，下雨的时候里面还要分很多个水盆去接水。他，便住进了靠近楼梯间的唯一不漏的房间——自家的厨房，不远处还有一口棺材，度过最后的岁月，尸体也是从这间房抬出去的。
已沉很厚灰的棺木，静静躺在那里好些年头，他是自己打的，从他入党那刻，准备好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用的，跟了很多地方，最终落在小木屋的楼梯间。他说过一句话，为共产主义事业“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也许就是棺材准备的根本原因。
那天，灰的小城伴随他的死，哭了。理殡的人怎么弄都抬不出棺材，阴阳师说他不愿意离开家，妻子站在身边好生相劝。最终，棺材从厨房，不象样的厨房，还拆了一堵墙，才抬了出去，送进了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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