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中国帝制政治史上的那些功与过
思衣谷
最近读了历史书籍《兴亡》,该书的作者是工商管理硕士、作家沈刚。他能够以企业管理的眼光看待中国帝制政治,并能以客观而又多角度审视中国历代帝王及其王朝的兴衰。作者论述框架清晰,综合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势,既深刻地剖析每个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又生动鲜明地勾画出40余位有代表性的统治者形象,从而为读者展开了一段探讨两千年的帝制政治发展史的精彩旅途。
该书以中国历代时间发展为线索,一共分为五章,分别都是关乎秦唐元明清非常有典型地帝王功过事迹,为大家以皇权系统运营的五个维度(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资源),给出共情且新颖的解释,读后很受启发。其中在绪章中,作者就说明中国古代政治系统背后的力量。主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思想,是王朝演变合法性来源的重要精神力量。
第一章中,作者就以秦汉帝国时期的帝王作为开创中国帝制治理体系形成的时期。作者也典型地说明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因为法家思想的力量,如商鞅变法。当然始皇帝还在经济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军事上修筑长城。组织上实现三公九卿,等历史功绩。但同事,作者也客观分析了秦朝为何那么快灭亡的原因。如他实行过重的兵役政策,用焚书坑儒等暴力控制思想,使得帝王和士大夫无法得到共治天下,自然是暴君的典型人物,这就是他最大的过失了,自然秦朝是不长久的。总而言之就是价值缺失是秦朝快速灭亡的主因。
之后,就讲汉朝的汉高祖和汉文帝的道家治理思想,那就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颇为有忍辱负重的汉文帝为了坚持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政策,面对外敌如匈奴是不主动挑战的克制策略。这人仁政在作者看来是功,因为正是这样的基础,才有了后续的汉武大帝拓展疆土准备很多客观条件。于是,作者接着就讲到了汉武大帝的打通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光辉事迹,也确定了儒学作为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有名的“独尊儒术”。当然汉武大帝的过在于打击宗室、功臣,重用外戚,同时因为他生性奢华大兴土木,自然也是劳民伤财的过错了。
另外,作者也讲到了新帝王莽的理想国,王莽是何许人物?他就是中国帝制时期第一位以禅让方式取得政权的帝王,但他又是被武力很快推翻的亡国之君。首先作者肯定了他的广施恩惠的仁政。但也批判了他的新政,如滥于封爵任官,但又必须节制其俸禄,自然使得文武百官不满的了。自然就导致被推翻的事实,这作者也直接书名了王莽的无能的一面。而到了汉光武帝,作者就充分肯定他的儒生皇帝的政治实践,使得士大夫文官政治走向了成型,这无疑是将儒家价值发挥到了极致的。
来到第二章,就是讲到了三国时期,说到了曹魏那种价值观、方法论的严重扭曲的行径,那就是那一句“挟天子而令诸侯”。当然作者分分析了东吴治理水准是最差的,但还能维持最久,当然获得地方势力的庇护。
在古代中国,忽略儒家是发展不长久的,但只注重儒家,而忽视其他思想,者也是行不通,这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当权者应该使用有道,如有个反证的例子,那就是作者列举了晋武帝偏儒家,而忽视法家的有规矩的方法论,自然不成系统,自然走向了分裂的。之后,作者也说到了前秦天王关于大一统的尝试,肯定了他对少数民族主导儒家系统的尝试。为后来的北魏政权提供了经验。于是在讲到孝文帝的时候,就当然肯定了推行彻底和激进的汉化改革政策,这自然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洽,但同时作者也说出了孝文帝的不足,那就是他还没理顺组织内部势力的利益关系,导致王朝又走向分裂。
到了第三章,就是讲到了隋唐帝制了。这里作者就说到了隋文帝全面恢复汉制,启动科举考试,将资源动员English持续提升,但在隋炀帝滥用国家资源自然导致隋朝的灭亡。之后就谈到了虽然唐太宗是通过杀死兄弟,威逼父亲而获了皇位,但他执政后虚心纳谏,自我克制,这也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来源,作者也充分肯定了妥善处理好公共政策和民众需求之间的关系。此外,也谈到了作为鲜卑族和汉族的混血儿唐太宗自然是被视为天可汗,在他的治理格局中,就是通过联婚于和亲的策略很好地处理了与外敌的关系。而到了唐宪宗时期,就继续谈到了韩愈完善孟子的道统学说,奠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求索,和儒家道统终极价值结合起来。但问题是唐宪宗还是崇佛信道,因为对抗,自然韩愈被贬潮州了。
第四章中就说到了五代辽宋金的对立阶段。这里就谈到和肯定了两宋时期,都是以为重用平民士大夫,通过多种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士大夫治国与科举制度全面推进,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了独裁管理的缺陷,也杜绝了宗亲外戚等篡政的可能,也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慨况。但作者也客观分析了这样也是影响了资源动员的效率,如军事力量的薄弱、士兵体能和作战意志差等因素,自然就被少数民族政权给灭了。
第五章就是见到了元明清第三帝国的功与过。元朝忽必烈虽然实施因俗而治,但蒙汉两族制度是有冲突的,最终导致元朝还是回到了汉制帝王统治。但明太祖杀忠臣士大夫,并废除丞相制度,剥夺了士大夫儒家道统的解释权,就将君主专制变成了君主独大的局面。而到了清朝,康熙、乾隆更加巩固君主集权,设置军机处就是好例子,就出现了一种君师合一的特殊的国家治理方法论。虽然这样清朝是可以以满治国,兼以多元的运行系统使得国家稳健发展,但是晚清出现的闭关锁国与恪守祖制,以及乾隆极度自恋的性子,就逐渐使得清朝慢慢走向衰败。而到了慈禧时代,因为有了汉族的士大夫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推出了洋务运动和新新政;再有就是通过对照西方政治体系的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等作为参照,在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出现,就形成了中国民族的概念。由此,中国国家治理的帝制已经结束,形成了新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通过这本《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我们在作者有着企业管理思维的角度,以通俗易懂的笔触,和严谨的研究态度去探讨了中国帝制政治史上的那些功与过,做到了以史为鉴的模范。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说出统治者的警示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说明了我们治理国家如我们做饭一样,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另外同时也说明了做饭也是应该如做饭一样要把控好火候,和要有精心付出。对于这本书而言,作者就是通过评价历代帝王在如做饭的治国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从而使得我们读者知道了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会出现诸多全新的诠释模型。
这本书就是揭示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同时也可以以史为鉴地为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稳健发展做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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