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里曾写道：
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
由此可见，那些是否来参加你葬礼的人，决定了你们在互相生命中的比重。我们有时候活得很疲惫，是因为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活在别人虚幻的期待之中，所以我们会有身份的焦虑。
然而即使这样的焦虑，跟鲁迅笔下众多主人公的命运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呐喊》里最著名的两个人物，一个当是孔乙己，另一个则是阿Q了。很多人熟悉孔乙己的迂腐和潦倒，深知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他们的结局却是相当凄惨。
先看孔乙己。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别说究竟有没有人去参加孔乙己的葬礼了，孔乙己生死存亡的意义，不过就是欠着掌柜那“十九个钱”呢！
再看下阿Q。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如果说还有人关心孔乙己的下落，那阿Q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毙身亡无疑了。可是不仅没有人真正质疑过为什么要枪毙阿Q，只不过用倒置的逻辑解释说“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围观的舆论对阿Q的死法还评头论足，认为枪毙无杀头好看，连行刑前没唱一句戏，倒也成了他最后的罪过。
不过，跟《白光》里的陈士成比起来，孔乙己和阿Q至少还有人过问。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看见一个浮尸，当即传扬开去，终于传到地保的耳朵里了，便叫乡下人捞将上来。那是一个男尸，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于是经县委员相验之后，便由地保埋了。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剥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一个人临终之时身份不定，不仅没有亲人认领，连邻居都懒得去看，更无人去关心缘由，那是何等地凄凉，如此生活，哪里有任何意义可言？
以上三者的悲剧，究竟是个人的咎由自取还是社会的冷漠无情？
是个体的偶然命运还是时代的显著缩影？
我想这也是作者想呐喊给我们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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