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四月，倒春寒最是无情。
本来春风和煦，忽然降温十度给人颜色。惊蛰已过，路边植物的绿色逐渐蔓延，雨水中的嫩芽分外新鲜。樱花树下喧闹数日的人群，终于伴随着萎谢的花瓣消散。
日历，转眼就翻到清明这一页。
远在广东的弟弟前几日发来高铁车票的信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家族中只有儿子是有资格去扫墓拜祭，女儿是可有可无的。
去年专门回家一趟，老妈惊讶地问，你回来干吗？
在她印象里，我一向忙碌，无暇琐事。
有假就回来看看。
我把小皮箱丢进客厅旁边的小房间里。她似乎也觉得自己问得有问题，不再说什么，转身走进厨房。
客厅里深褐色的地板裎亮。这都是她自己的功劳。前两年她嫌水泥地面这么多年了不好看，亲自在店里一块一块挑好瓷砖样式，颜色，又跑去邻居家参考他们的商品房。完工后发图片在微信里，我们都哎呀惊叹不已，实物看起来气质更甚。
墙边手工制作的真皮沙发依然保养得很好，角橱堆放着罐装的奶粉。电视柜旁，原先还放着一台老式木质缝纫机，随着她视力的退化，不能再使用，便被搬去了二楼。二楼有两个房间，以前读书时住的，现在已经堆了旧物，分别租给乡下进城读书的学生和家长。
客厅门外，长方形的院子里，有四个大花盆；最左边只种了几颗蒜苗，第二个大概是月季，叶子多得像灌木；另外两个种了绣球，绿叶丰茂。老妈不知何时站在客厅门口，笑着说：“绣球花长得不错，夏天开花的时候最好看了，可惜你们那时都不在家里。”
绣球花的花盆里，父亲生前种了最爱的山茶花。他去世那天，院子里被人踩的一片狼藉，山茶花也不能幸免，终于死去了。
“想吃什么菜？”她在我身后问：“家里豆腐山药的什么都有，早上我买了排骨在煲汤。”
“都可以，看你平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可是吃得很简单。”她有一副没吃好别怪我的语气，继续道：“中午下点面条，有时就炒个菜晚上继续吃。做多了，一个人也吃不完。”我靠在客厅门口，一边看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听她唠叨。像打开了阀门，她一件件说得停不下来：媳妇跟婆婆吵得凶啦，谁儿子得了癌症，谁得了几套拆迁…
来来去去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听起来，跟我没什么关系，却又真切地在这个世界里发生过。
我重新打量起陌生而又熟悉的屋子。我在这里长到十六岁，每个角落似乎都有一个按钮，只要触碰下去，就能马上播放当时嬉闹的情景。我在外面的世界游荡了十多年，马上就要超过在这个房子里呆过的年纪了。
这才看见沙发后面有个纸箱，拖出来看，是香烛黄纸冥币，塑料花。香烛只有指头粗；冥币的印刷模糊，心里不是滋味。便问道：做清明就是这些东西了？
她仿佛有点不好意思，又无畏地答：你自己回来了，可以上街再买。
我便和她出门了，吃完饭后。
小商贩们的摊位沿着街边一字排开，各色物品都在竹架或者纸箱里，方便挑选。加买了些冥币，选了新的红烛，直径有鸡蛋粗，她觉得不错；建议再买一对以给爷爷祭扫；花瓶里，百合花的叶子半开半合，看着让人欣喜。还是问了问她是否合适。她道，这几年倒是作兴买鲜花。老板见我们颇有意向，便喊价，一枝十块，她还价五块，作势要走；老板做出割肉的口气：三枝二十五，爱要不要。四枝二十五吧？我搭话。四枝三十。于是成交。
她还想继续砍价，老板已经眼疾手快取走我递上的一百大钞。
我们又去其他地方转了转，她仰头看着店门口挂着的元宝，我也抬头看，只见金色的银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煞是好看。便也买了好几串，原来是锡箔纸叠的，拎在手里，什么重量都没有。
她抱着鲜花走在前面，我提着袋子。百合花的花枝很长，花苞在她的肩头跳跃。行经的路人看过来，多半脸上流露出赞赏之色，不时还有人凑前询价。
“可见你买的好。”她兴致勃勃地，也忍不住得意起来。又忍不住说：“你老爸肯定高兴。”口中的那个人似乎就在家中，等待我们回去。
我当然觉得买得英明，也不多话，一味跟在她后头。
光看她背影，不觉得老。黑发齐耳，似乎还是二十年前大概四十岁的光景；其实已经满头白发，不肯让我们看见，说她自己也不忍瞧。喜欢用染发膏，洗得头发乌亮乌亮的。一年用到三四盒，特别是碰上节假日，或者要来大城市探望我们，或者我们齐齐回家之前。
说是日本牌子的最好用。
日本牌子的染发膏操作简单，完全自助：包装盒里有塑料围巾，手套；把两瓶药水混合，挤出泡沫，用梳子沾上，一点点梳进头发，等头发里全是泡沫了，清洗完毕，头发就全变成乌黑亮丽了。
因为这个原因，每次我们有机会去香港，必带回日本产的染发膏。直到她有一天说：好了不必了，够用了。
那时我经常穿梭在香港，上海，广州。然后是美国，马来西亚。
一点也不着家。她每年都抱怨。
你要是男孩就好了。她感叹。
她不知道我曾经抑郁难眠。不知道我曾数度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到处奔波。某个夜晚，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问题仿佛沉浸在河底太久太久，忽然浮出水面，我问自己：我是在寻找什么吧？我到底在寻找什么？
父亲，是你吧？
从幼时起，就那么坚定地相信你在外面世界的某个角落，所以翻山越岭，跨越重洋，心里抱着的那点期望，不过是关于你啊。
她仍絮絮叨叨，边走路边说着话。
她说某一年清明扫墓最为辛苦。县城郊外的祖坟山，短途巴士只能到达山下；然后就只有山路蜿蜒，树林阴翳。倘有开车的亲戚一同前往，自然很好；若是时间安排不同，就只能自己步行，且还要拿着白酒黄纸诸如此类的物品，不太容易。那次拜祭完毕碰到下雨，开车的亲戚却早已离开，只剩老妈和弟弟，一长一幼，束手无策，举目无亲。只能硬着头皮在泥泞的山路跋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走了两三个小时，到达大路的时候，两人都已精疲力尽。母亲说她回来大哭了一阵。
不用走山路了。她欣慰地说，大路都修好了。
那天，我负责开车，后备箱里，所有物品放置停当。她坐在后排很笃定，脸上又恢复了许多年前那种自觉阔气而得意的表情。
到达墓地，供品摆好，白酒洒地，震耳的鞭炮响起，硫磺味道弥漫。墓碑正中刻着父亲的名字，坟茔上拔除了杂草，插上了鲜花，四周是点燃的线香，香烟袅袅。
爸爸，回来吃酒哟……
鞭炮声里，都是旧心事。碑上刻着我们的名字，包括小弟。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个小孩。怯生生地跟在我们身后，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亲戚家门口跟我一起拍门叫喊：舅公，还钱啊！
稚嫩的嗓音，和一地鲜红的鞭炮碎屑，让人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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