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好客是有名的。最早的记忆是，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张罗着饭菜，把家里藏着最好的食物奉献给客人，做的饭菜美味可口，待人又客气，本不该我家招待的客人全涌向我家来吃饭，我们特别不理解。
这得说说我们的祖上，有族谱记载，祖上曾有人是朝廷官员，有入“举人”、“榜眼”、“贡员”、“乐师”的，到了曾祖这辈有两兄弟，叫大、小太公，我们这一支是大太公的后人。
到曾祖父手里还有相当大的祖业，曾祖父生了七个，一大一小是女孩，我们叫姑婆，小姑婆早亡。中间五个是男的，是我们的祖父辈，女的不入谱，五个祖辈中祖父排行第二，主要从事染坊作业，同时经营管理家族的所有家业事务、经济往来，曾做过民国政府里的保长，解放前就不在人世了，活了六十多岁，寿命不长；祖辈中的大祖公主要管理农事，祖上留下很多的田地，雇农耕作；三祖公主要管理山林 ，如白月岙山、大湾山，龙潭山、牛游荡山等；四祖公从事五金行业，打造锄头、铁锹、铁耙等生产生活用品；曾祖父培养五祖公读书最多，解放前他是乡公所的文书官员，还娶了个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做老婆，他的妻哥是民国浙江省政府里的一个教育厅官员，解放后沦落到回家捡破烂度日 ，边捡破烂边奚落毛主席:这个毛润芝，小小的师范生，想不到会成如此大业。五祖公我们见过，在文革前去世，他是旧政府官员，三反五反期间肯定受到冲击，就不久于人世，其他四位祖公我们都没见过面，都在解放前去世了，其中三祖公走得更早，因他有肺病，曾祖父给他充喜留下遗腹子就过世了，在曾祖的关怀下，这一脉得以延续 ，至今有很多后人，不提。
听母亲说，曾祖父是个很有威望的人，周家祠堂 唱大戏了，戏台前正中间摆放着一把高高的木椅子 ，那是曾祖坐的，曾祖没到，就不会开戏的，可见曾祖是个很有能耐的人。他的五个儿子各自成家，都有一片较大的居住地，但不分家，这片地方叫“伍成”，至今村里人还在叫这名。
曾祖父过世，这个大家庭就分了，大家庭中的产业在解放前已是渐渐没落，只有祖父掌管的染布坊生意兴隆，大姑婆的儿女（有四男一女）我们叫表叔伯、表姑的，回外婆家就在祖父家吃住的，后来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总要到我家吃住的原因了，这是祖上遗传的。其他几家祖公有好吃懒做的，有身体不好英年早逝的，有好赌的，祖业没有光大，而是逐渐衰败。解放后只剩很少的产业了，因而在成份的评定上比贫下中农高一点点:自由职业者。
听说五祖公是个聪明人，解放前在乡公所工作，了解大局时势的变化与发展，知道国民政府的大势将去，不久的将来一定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天下，他早已有所行动，把大家族里的田地山园（共产）大部分分送给雇工、佃农，小部分变卖，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事后知道做得太过明智了，也不给自己留下点私财。
解放后，五祖公落难时，生活非常困难，全家七口人，没有生活来源，靠堂叔一人劳作，难以撑家，说他是反革命，遭到家人的白眼，他经常到我家来蹭饭，母亲热情招待他，我们小时候不懂事，背地里埋怨五祖公不该老是来我家吃饭，我们喜欢吃的都被他吃得差不多了 ，我们讨厌五祖公来我家，就没给他好脸色看，这时母亲就骂我们没规矩，不得无礼。事后母亲向我们讲述了有关五祖公的事，说五祖公是祖辈中唯一在世的一个，要孝敬小公，他更是我们的恩人。
事情是这样的 ，解放前，五祖公算是个乡里的秀才，曾祖父培养他读了很多书 ，学成后做了乡公所的文书（相当于文化干事）。有一年，民国政府要举荐本乡三个青年学子去师范学校读书，其中一个是我父亲，因为父亲从小在家族的私塾学堂里学习是比较出色的一个，五祖公举荐了父亲，这是其一，他是我们的恩人。其二 ，没有五祖公就没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父亲出远门去读书，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三年以后毕业回家，家里的双亲（我们的祖父母）在半年时间内先后离世，姑妈已出嫁，家里空无一人，对父亲的打击很大，这一切家里的变故都由五祖公在张罗，是五祖公安抚了他，让他参加教育工作，重整家业，父亲三十岁那年（1948年）与母亲结婚，那年母亲18岁，整个婚事都是五祖公张罗承办，听母亲说，这时家里还较殷实，共产收益由五祖公打理，她们的婚礼办的很隆重，父亲的成家立业五祖公功不可没，所以要尊敬五祖公。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缘由，也就不再对五祖公无礼了，把他当作家人一样对待，来家吃饭就习惯了，母亲总把好吃的留给五祖公。
由于祖辈有六个，她们的下一代人就更多了，父亲的表兄弟姐妹，经常有这些人来我家吃饭，她们不去别的四家，小太公这一支的后人也很多，回西周就来我家，好像我家才是他们的娘家一样，这主要与父母的好客分不开的，再说母亲的饭菜也煮得好吃，当然与父亲的知书达理更有关系。
当客人到来，母亲就准备饭菜了，父亲陪着他的亲朋谈天论地。开饭了，我们自己张罗临时饭桌，大水缸上搁一块圆面板，分发小青磁碟每人一个 ，作为我们的菜碗，母亲从大桌上分一点肉呀鱼的在小碟上，中间一大碗土豆或萝卜羹随你吃。有客人，起码 我们小四个就不能与他们同桌了，这已成为我们的习惯动作了。
父亲的学生长大了有几个也成为了我们的常客，还有几个学生的家长与父亲也走得很近，来西周就来我家，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招待。
父亲去世后，由于生活困难，客人逐渐减少，但招待亲朋好友母亲依然如故。
弟弟长大后，除了招待亲朋好友，弟弟的同学、同事与朋友就成为了我家的常客 。至今这些人来我家常常说起来我家吃饭的事:说来我家吃过母亲烧的红烧肉不会忘，味道还在；想吃烤土豆、烤番薯就去我家，三天两头有的；端午、中秋、过年等节日总有那么几个同学朋友来我家与弟弟吃住在一起。
特别是过年 ，正月里来人特别多，每天总有一桌两桌客人 ，弟弟的同学有几个还要住几天的，我们姐妹成了母亲的帮手，一起张罗，买菜、洗菜、煮菜，做点心（主要做笋团、咸菜团、萝卜团、馒头包子等），这样起码要忙半个月。年复一年，过年是母亲最累的时光，可她乐此不疲，不辞辛苦，只要是弟弟带来的客人，她就心里高兴 ，喜欢张罗，姐妹们一起跟他受累，特别是二姐、六妹、七妹离母亲近，特别忙碌，但心理高兴，因为从小已经习惯了都围着弟弟转。难怪弟弟的朋友们年年都喜欢在我家过年了，他们经常感慨:做你们的弟弟真幸福。
弟弟一到家，客人就跟进门，家里就热闹了，什么样的人都有，新朋故友，朋友带朋友，熟悉或不熟悉的，有领导或有底层的落魄人，这成为了我家的一道风景。
母亲年纪大了，72岁犯了中风，才歇下来，后来六妹七妹就成了主厨，直到现在，我们回家经常享用她们煮的可口的饭菜、做的点心和烤土豆。
由于母亲的好客，她的子女们多多少少也有传承，都学着好客。记得大姐、二姐、三姐成家后，不忘接济娘家，经常看到她们或姐夫们提篮挑担的给我们送农副产品与粮食，我们小几个经常被邀请到姐姐家，去享用季节水果，二姐、三姐做的点心，大姐家的鱼羹等，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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