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时间长河中，口号是一种通俗但是却占据了足够历史维度的文化。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看，长短各异、抑扬顿挫、内容丰富的口号就像充斥在我们眼前的广告，无处不在。
在古代，农民起义创造的口号流传至今的有很多。秦末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东汉末年大贤良师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唐末黄巢起义的“天补均平！”；近代孙先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等。细细看去，浮满历史长河上的这些口号都有一些共性。
农民起义
首先，口号应该有鼓动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从来苦的都是咱们老百姓，民怨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要得到释放，这时候来一句鼓动性极强的口号，那就像在干燥的枯草堆上溅下一点火苗，瞬间就能火光冲天，摧枯拉朽般摧毁挡在眼前的一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那些贵族生下来就高我们一等。如此富有共鸣的一句呐喊，到了怨极的老百姓的耳中肯定是“入口柔一线喉”直达心扉，立马揭竿而起。
其次，口号还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性。“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已经死了，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我们要起义立黄天，这样才能有幸福生活。大贤良师甚至把时间和美好愿景都规划出来了。再看黄巢起义，短短四个字，却表达了千百年来人民最迫切的渴望：均贫富。“天补均平！”，黄巢起义目的就是代老天均平之。到了近代，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华民族急需站起来，孙文先生等革命先驱呐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给了所有中国人前赴后继愿为之赴死的美好愿景。
“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
最后，口号都是具有其时代特性和当政者赋予的意识特性。我党作为农民起义最成功的典范，对于各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口号，应用得出神入化。我党尤为擅长对口号的应用，我隐隐觉得纵观历史上各朝各代，我党所提出的口号，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首屈一指。所以，我党在口号的这两个特性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所谓时代特性，来看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多个口号即可一目了然。（图片信息来自新华网）
战争时期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
后文革时期
很明显，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我党的口号也在不断改变，指挥着历史车轮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战争时期，从抗日战争“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到解放战争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到大跃进、文革以及后文革时期，我党喊出的一句句口号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因此，这些口号也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那么，所谓口号被当政者赋予的意识特性又作何解呢？口号是为了号召大家团结一起，朝着共同目标去努力，而设定目标的权利掌握在当政者手中，因此肯定将其意识掺杂到口号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贴满浙江的“勇立潮头”，这句话来自习近平对浙江精神的概括，是对红船精神的一种延伸——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当年中共一大在上海的会议被迫中止，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红船上。参加一大的总共12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这12人在我党历史中可谓是立于党史的潮头。但是，其中有如张国焘叛党之流，也有陈潭秋等被迫害牺牲的革命先烈。反观最低调，当时仅仅是一名连发言权都没有的书记员——毛主席，后来成为了改写中国历史的伟人。现在看来，这12个人中勇立潮头站在最前列的都多半没有好的结果。我们现在的勇立潮头主要是鼓励大家奋勇争先，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在里面。潮水来了，有时稍往后站一站也不见得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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