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下》26:正派“猪”的优越性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孟子说:“觉悟后自行离开墨子一派的,一定归向杨朱一派;觉悟后自行离开杨朱一派的,一定归向儒家一派。只要他觉悟回归了,接受他就行了。今天同杨、墨两家辩论的人,好像追逐走失的猪一般——明明已经送回猪圈了,还要把它的脚给缚住。”
流派之间相互倾轧的风气,不单单今天有,两千多年前便有了。
战国时代,思想同天下局势一般昏乱。孔子的学说被边缘化,天下学问不归于杨朱,便落入墨翟。孟子宁愿顶着一定好与人争辩的帽子,也要努力让天下人拨云见日,看到墨翟、杨朱学派的局限,重新回到孔子的儒学正统上来。
一、墨、杨、儒之分别
孔子之后,墨翟、杨朱学问能够盛行天下,自然有其相应的道理。客观来讲,墨翟、杨朱学问是孔子学问战国化的一种形态而已。只不过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有了背离母体的部分。
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的兼爱,很大程度上有仁爱的影子。孔子讲的“仁者爱人”,说到底是从“亲亲”之爱逐步拓展开来的,既然有“亲亲”之爱这个根本,爱父母自然会优先于爱远在天边的某个陌生人。墨家保留了“爱”的根本宗旨,针对战国时代百姓流离失所的实际,提出了“兼相爱”——像爱父母一样爱天下人,爱万事万物。进一步彻底放空内在的私心私欲。用孟子的话讲叫“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私欲,使之全部指向于“利天下”。由此可见,墨家是心怀天下,把天下当作主攻方向,根本还是“爱”。
孟子讽刺杨子的“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当然不是在强调自私自利,而是反对因公废私,反对假借大义、大公而牺牲个人利益。杨子的基本逻辑仍然是“爱”,只要人人能够自爱,人人能够自扫门前雪,也不至于天下一片黑。
关于“儒”,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但孟子先前讲过“执中为尽之”。墨翟、杨朱的观点趋向于两个极端,当时有个叫子莫的人,提出了“执中”的观点,用来调和两个极端。孟子认为“执中”已经接近了中道,换言之,恰到好处的黄金中道便是儒家,这个恰到好处是因人、因时而宜的,不能用僵化的点位来框定人,而要用恰到好处的黄金中道来激发人、解放人、成就人。发展为了人,用人来推动发展,这大概便是“儒”的根本要义了。
墨家的主张像是为了发展牺牲人,实践这一信念的人,一旦忍受不了这种牺牲,便会倾向于保全人为要,哪怕牺牲掉发展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实际上就是杨朱派的“为我”。杨朱一派,一旦意识到发展的重要性,自然便归于儒家的“用人来推动发展,发展为了人”的良性循环。
二、流派之害
纵观儒、墨、杨,看起来是三个流派,实际上是同宗同源的,都是围绕对“亲亲”之爱的观察而展开的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孔子时代,几乎没有流派之别,恰如一江大水向前奔涌。战国时代,思想变乱,天下士人总想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在这个寻求独特性的过程中,有了流派之别。流派说到底是学术思想的分别心,因此便有了你我、异同。
孟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流派之害——“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流派之间的辩论,就像是在追跑出猪圈的小猪。圣人骂人,不带脏字的。陷入流派之争的人,都是在自贬身价。
认真想一想,能够逃墨的也好,能够逃杨的也好,哪一个不是主观能动性的人。真正的儒家讲究仁者爱人,怎么能不拿原本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当人,不但要赶到自己的圈里,还要拿绳子束缚住手脚?
从圣王之道角度讲,所有的流派都同宗同源,不消除分别心,流派之害贻害无穷。
那些以名门正派自诩的人,那些动辄把别人贬损为异端的人,有没有想过,正派“猪”再怎么有优越性,还是一头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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