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的《子弟》一书，先翻看了他在 2011 年 采访刘长乐写的文章，摘记一些有意思的点如下：
「锵锵三人行做了 13 年，他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他可能是特别害怕伤了你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因为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他说让你缩一寸，你可能就会缩一尺了。」
「自由感有多重要？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万的重要。这就是一切啊。没有自由感，根本做不出好东西。我记得有一次阿城对朱天文说，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对我来说，限制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的冲动，你敢想点什么，我觉得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不是生活在精神枷锁里。他也会告诉你各种底线和规矩，但他不会吓唬你。」
这是窦文涛说的，冲动在限制之前 ：）
「民众认为你擦鞋，擦政府的鞋。」刘长乐直言不讳地说。凤凰卫视的一位评论员最近开了微博，被一些人骂得狗血淋头，「他的微博我看了，网上有三分之二的人骂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但香港一家媒体就只转骂他的。」而在此之前，有一家报纸却在猛批凤凰「站在西方立场，批评内地不遗余力」，「既然你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言论工具，不妨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不必再遮遮掩掩地标榜自己的所谓『客观、公正』了！」
「我们为什么让阮次山、杨锦麟、何亮亮、邱震海……都存在着？」刘长乐说，「就是话语空间多元化的问题，如果我们变成一个声音的平台，那我们就不是凤凰了。谁人背后无人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左右中都有。」
那么刘自己呢？他大方地接受了一个 50 题的「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对所有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到了最后，就和他不写微博的理由一样，他不希望公开测试结果，「主要是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太坦诚了会觉得对你的媒体的形象，有一些偏颇。」
这一段让我想到《新闻编辑室》那个主播被大学生逼问立场的那一个场景，实际来看，做生意可能真的要隐藏立场。
2011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我约了一位新闻界前辈在长安街附近的一家茶馆聊天。他一直在体制内媒体工作，但也一直在推动着新闻改革，如今像他这样的人在单位里已成少数派——至少在价值观上如此。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他和我分享了 2008 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变化。
「2008 年的四川地震重新凝聚了中国的道德共识，接下来的奥运会也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本来是改革破冰的最佳时机，但后来的金融危机却让一些人发现了另外的东西，经济上的成功导致政治自信的空前高涨——认为现有的体制具有优越性，不需要改革了——媒体是政治的一部分，现在该如何向前走呢？」
这段很有价值，2008 年在各种层面都体现了分水岭的意义。
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一位市场化媒体的高层在接受我采访时花了很长时间来谈论「巨系统」——一个包裹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系统，「有些稿子平时一点事儿没有，但是放在特殊的时候却会惹事，我们这些老江湖就能判断。这是一套思想方法，你很难说清楚的，你要是跟一个记者讲这个，他会想，你不就是不想发我的稿子吗？可是当你退到一个位置你就必须考虑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媒体人就慢慢成熟了。所以啊，对这一代人，你可以说是没办法，但你也可以说是历练。」
这部分应该说到了很多媒体管理者的心坎里去了。
「不要老在兜里揣个小刀子，动不动就捅别人一刀，」崔强说凤凰特别注意「语态」问题，「可能有一点恨铁不成钢，有一点奚落，也是着急的心态，但我们还是积极、善意、建设性的。讲真话是为了让对方理解、影响对方，不然你宣泄了，痛快了，对方不理解有什么用？」
「积极、善意、建设性」是刘长乐提出来的，「我们的话语空间是多元的，因此无论是从左还是右来讲，肯定比别人有更宽的边界。但你想要挑战再宽的边界，你是不是积极善意建设性，这很重要。如果你是，有些过界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你过界太多，那就不是了，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
崔强的一些说法，他是刘的长期同事，凤凰卫视执行董事。
关于刘长乐创建凤凰卫视的早期故事，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所写的《10 亿消费者》一书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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