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下》24：“志”在何方

《孟子·告子下》24：“志”在何方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宋牼是谁？

宋钘，又称宋子，宋国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曾游稷下，其继承老子思想，提倡"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提出"情欲寡"﹑"见侮不辱"说，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主张“崇俭”、“非斗”。

宋牼与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的这番对话，标志着孟子思想的转变，从一开始的寻找合适的诸侯王“定于一”，到寻找志同道合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达成“定于一”的局面，为天下生民营建一个繁荣、有秩序的世界。

孟子之所以尊重宋牼，是因为宋牼主张“非斗”，与孟子希望达成的“定于一”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一次，宋牼到楚国去，就是为了平息秦、楚之间一触即发的大战。并且，宋牼身上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用他的话讲——“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意思是说，如果楚王不肯听“我”的，“我”将再去见秦王，两个人之中一定会有明白人肯于信从“我”。

一、宋牼之志

孟子最为肯定的是宋牼之志，宋牼之志说到底就是“非斗”，具体来讲就是止息眼前那场一触即发的秦楚之战。

孟子认为，战乱是战国时代最大的社会问题。常年大范围的战乱，导致天下生民无以休息，长期出于颠沛流离之中。农业生产被战争阻滞，产业凋敝，民不聊生。要想让天下人过上好日子，最要紧的就是止息战乱。小范围的止息战乱，能够带来一隅的安宁。全天下的止战能够带来天下生民的安宁。宋牼非但是要止息秦楚之间的战争，还带有“非斗”的价值倾向，如果宋牼能够实现理想，止战这件事儿，将我天下人赢得一定程度的安宁。

二、孟子之志

如果把宋牼的“非斗”比作是扬汤止沸的话，孟子的“定于一”思路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宋牼试图说服秦王、楚王的仍然是“利”和“不利”，换言之，有利则战，不利则不战。宋牼既然敢以两个诸侯王为说服对象，意味着他准备两套说辞。两套说辞共同指向于“非斗”的止战目标，可见宋牼眼中的“利”或“不利”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概念了。说动敌我双方止战的一定是更大范畴、更广义的天下之“利”。毕竟，一旦从各自立场出发，一定会陷入到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境地。

孟子讲“先生之号则不可”，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宋牼所言之“利”或“不利”的合理意义，但合理意义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之志是天下“定于一”，这个“定于一”的宏大目标要靠“以德行仁”的诸侯王来实现。要想“以德行仁”，先要把“仁”作为一切人做一切事儿的出发点。

人臣心怀仁义奉事他的君主，子女心怀仁义孝敬他的父母，兄弟心怀仁义尊重他的兄长，天下人心怀仁义去彼此交往，这一背景下的诸侯王才能真正团结起整个天下。换言之，从“利”或“不利”出发，构不成足够团结整个天下的组织力量。只有从“仁义”出发，以德行仁才有可能再次统整起天下的力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于一”。

“利”或“不利”的底层逻辑是私的，是分裂的。“仁”的底层逻辑才是公的，是和合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