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北大，大家自然会想到蔡元培，想到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继而又会想起了很多大师：有的代表新，有的代表旧……
可是你会发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旧的再努力挣扎，也无济于事，早晚被新的取代。这是时代，也是人心所向。
在北大，有两个守旧分子很有意思，一个是辜鸿铭，另一个是林纾。
一
辜鸿铭的大名，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的一条辫子，让他别异于民国的其他大师们。辜鸿铭曾经对北大的学生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先来看辜鸿铭的成长经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其父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其母是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十岁的时候，辜鸿铭被橡胶园主人夫妇带往英国，在西方接受教育。24岁，才返回马来西亚。
就是这么一个西式人物，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文化守旧者。从1883年开始，辜鸿铭就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嘲讽西学，宣扬国学，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
辜鸿铭最有名的言论，无疑就是关于纳妾的：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二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辜鸿铭可是一个坚决的否定者。
在1919年7月12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译论》上，辜鸿铭发表文章，矛头直指新文化运动大将胡适：当胡适教授用他那音乐般的声音谈论“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谈论”为观念和思想的彻底变革铺路，唯有此种变革，能够为全民族创造条件时，我敢肯定，许多在中国读到这些激情冲动之辞的外国人，都将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辜鸿铭认为胡适的话，是“套鸟的圈套”，是“愚弄公众”，是“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他甚至担心“重估一切价值”，将导致国家钞票的贬值。
不仅写文章反对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辜鸿铭也总是嘲讽胡适。有一次他对胡适说：胡适先生，你不是提倡白话文吗？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证明文言文的好处。比方说，你父亲死了，家里来电报，用白话文就是“父亲死了，赶紧回家奔丧”，这多么费钱（电报按字收费），而文言文就可以简洁明了——父死迅归！
而在课堂上，辜鸿铭经常性讲课没几分钟后，就开始宣扬君师主义，“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
三
而林纾呢？与辜鸿铭的经历正好相反。
林纾，是标准的中国士大夫，没有出过洋留过学。但是使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清末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作品风行天下。林纾不会外语，怎么翻译？通过懂外语人的口译，他再用文学的语言记叙下来。
要知道，中国小说采用的语体，就是当时市井百姓的白话文。可以说，林纾是中国白话文的先驱。民国时期的大师大多沐浴过林纾“雨露”，都曾捧读过林纾小说，并以其为榜样，钱钟书曾说过：“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鲁迅当年更是林纾的铁杆粉丝，还在南京读书时便买过《巴黎茶花女遗事》，读了很是佩服。
但是当新文化运动到来之际，他又是一个坚定的否定者。
四
1919年2月，上海《新申报》为林纾开设专栏，成为他反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林纾发表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一吐心中不快。《荆生》写了一个“伟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身体强健、武功高强的荆生夜宿陶然亭，听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以及刚从美洲回国的狄莫（指胡适）三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孔子和古文。“伟丈夫”荆生听得怒火中烧，破门而入痛殴三人，小说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尤其是近视的金心异掉了眼镜，趴在地上磕头，“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
1919年3月，林纾又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他以校长身份约束教员不要“胡闹”，重振纲常。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骂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说若推行白话文则“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没等蔡元培的回信，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一文，继续肆意攻击“新青年”，并把蔡元培也骂上了。文章写某人梦中游阴曹地府，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中全是魑魅魍魉，大门对联写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校长乃元绪（指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适）。他们高挂“毙孔堂”招牌，高论废除古文，激怒了地狱阿修罗王，结果统统被它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
短评：
后来呢？新文化运动大获其胜，直到如今，大家还是用白话文写作。而辜鸿铭与林纾代表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早已经进了故纸堆。
为何要拿着两个人举例子呢？因为很具有代表性。辜鸿铭起初是西派人士（他国学水平真不高，他写汉字常常出错，缺一笔多一笔。真正厉害的，还是英文），林纾起初则是新派人士，可是为何到最后都变成了旧派了呢？
还是回到辜鸿铭的“辫子说”上，因为在他俩心中，也有一根无形的辫子。这个辫子到底是什么？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拿旧有的标准丈量当代的事物。
辜鸿铭与林纾早已经化作黄土，当年他们的辫子，在现在的北大，可依旧还是没有剪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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