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义内在而道性善，是精神透露之第一关。浩然之气，配义与道，至大至刚，是精神之透顶。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上下与天地同流。此时由精神主体建体立极，彻上彻下，彻里彻外，为一精神之披露，为一光辉之充实。“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两句话正可用来指谓孟子之人格。程子认为，孟子“有些英气，英气甚害事”。而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孟子不是有些英气，而是全幅英气，全幅英气便不害事。孔孟犹如圆形与方形，孔子整个是圆形，孟子整个是方形。此就是全幅是精神，通体是光辉之意。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要反显一个主体，要把尽物力的时代风气压下去。
孟子要尽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客观地说，就完成了“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型范。他未至“大而化之之谓圣’的境地。客观地说：在他要尽“破裂的对反”这个责任，他不能再进到“大而化之之谓圣”。个人地说：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一个“有限的人”的生命，当其客观化而取得客观的意义，他便不能再退回来保待其“个人的”与“客观的”之双重性。
荀子之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则转而为“通体是礼义”。孔子与孟子俱由内转，而荀子则自外转。孔孟俱由仁义出，而荀子则由礼法入。荀子云：“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议兵篇》）荀子由此，“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与孟子精神相反，此即其“隆礼义而杀诗书”之精神。“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荀子能识礼义之统类性，而不能识诗书之兴发性。孟子善诗书。诗言情，书记事，皆具体者也。就诗书之为诗书自身言，自不如礼义之庄严而整齐，祟高而为道之极。然诗可以兴，书可以鉴，止于诗书之具体而不能有所悟，则凡人也。不足以入圣学之堂奥。然志力专精，耳目爽朗之人，则正由诗书之具体者而起悱恻之感，超脱之悟，因而直至达道之本，大化之原。孟子由四端而悟良知良能，而主仁义内在，正由具体的悱恻之情而深悟天心天理者也。故孟子教诗书而道性善，正是向深处去，向高处提。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正是向广处走，向外面推。一在内圣，一在外王。
荀子之诚朴笃实之心，表现而为理智的心。其言礼义是重其外在之统类性，而不在统摄之于道德的天心，形而上的心。故云：“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皆言乎统类也。唯理可以统，可以类。故云：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类通，即以理通也。故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皆荀子所雅言。其所重视者为礼义之统，即全尽之道。而根本精神，则在其深能把握住理性主义之精神也。由此基础精神转之子历史文化，则首重百王积累之法度，由此而言礼义之统。其斥孟子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斥俗儒为“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皆基此精神而言也。由百王积累之法度，统而一之，连而贯之，成为礼义之统，然后方可以言治道。荀子所言之“道”，即是此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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