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写作（二）

汪曾祺谈写作（二）

①我写的小说的人和事大都是有一点影子的。有的小说，熟人看了，知道这写的是谁。

当然不会一点不走样，总得有些想象和虚构。没有想象和虚构，不成其为文学。

②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

接触生活，具有偶然性。我写作的题材几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一个作家发现生活里的某种现象，有所触动，感到其中的某种意义，便会储存在记忆里，可以作为想象的种子。

我很同意一位法国心理学家的话：所谓想象，其实不过是记忆的重现与复合。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是无从凭空想象的。

③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思索，长期的，断断续续的思索。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义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我有些作品在记忆里存放三四十年。好几篇作品都是一再重写过的。

思索，不是抽象的思索，而是带着对生活的全部感悟，对生活的一角隅、一片段反复审视，从而发现更深邃，更广阔的意义。思索，始终离不开生活。

④我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我没有什么深奥独特的思想。年轻时读书很杂。

大学时读过尼采、叔本华。我比较喜欢叔本华。后来读过一点萨特，赶时髦而已。

我读过一点子部书，有一阵对庄子很迷。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其文章，不是他的思想。

我读书总是这样，随意浏览，对于文章，较易吸收；对于内容，不大理会。

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总会接受一点儒家的影响。

⑤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平常事。因为我对这些人事熟悉。

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层的，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

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于是我写了淡泊一生的钓鱼的医生，“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岁寒三友。

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

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

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

⑥文体的形成和一个作家的文化修养是有关系的。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是相通的。作家应该读一点画，懂得书法。

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⑦我是主张“回到民族传统”的，但是并不拒绝外来的影响。我多少读了一点翻译作品，不能不受影响，包括思维、语言、文体。

⑧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